“盐铁之议”后的第二年，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筹划政变，昭帝、霍光在政变未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斩除，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
纵观桑弘羊一生，几十年掌管朝廷财政大权，主持或参与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制度，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出色的政治家，他对政府管理和军事外交亦作出过较大贡献。然而，却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并无传记传世，原因何在?
就司马迁而言，《史记》中的传记一般都是盖棺定论，除了汉武帝在世有《孝武本纪》外，其他大多是已故之人才有传记，而当时桑弘羊在世，因此司马迁并未单独或者合并列传，只在《平准书》篇章间略带过。
另外，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农本商末”、“重农抑商”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调，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固有的“士农工商”观念对工商业极不重视，因此针对提倡工商富国思想的桑弘羊，自然很难得到以道统自居，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的司马迁和班固的青睐。
然而，司马迁即便是对重商思想不予重视，也会如实记录历史，“不虚美、不隐恶”是太史公的良好品德，在《平准书》中，借用卜式的言语表达对桑弘羊的不感冒：“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讽刺桑弘羊贩卖获利，应该被烹煮，并且最后揶揄平准政策“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明确表示反对。然而也对桑弘羊的功绩予以表明“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如果说司马迁不给桑弘羊列传还有借口和理由，那么百年之后班固的《汉书》也未列传就有失偏颇，作为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宰相大臣，作为汉宣帝的四名顾命大臣之一，霍光和金日磾都有单独传记，就连上官桀也在《汉书·外戚传》予以简单介绍，然而桑弘羊却没有。却在评论汉武帝时期人物的时候，给予评价“运筹则桑弘羊”(《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确实蹊跷。
以笔者看来，一则是班固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和司马迁一样，认为桑弘羊提倡工商富国不符合道统，另外桑弘羊最后结局是谋反被灭族，作为一个罪人，自然难以列传(司马迁则不同)，因而就忽略而过。以此观之，班固的个人偏好也影响对历史的记录，这点和司马迁的境界还是大有差距的。
桑弘羊，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实权人物，名气不如其他文臣武将那样十分显赫，然而，为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强盛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得汉武帝可以纵横捭阖，称雄天下，可以说厥功至伟，其经济思想和政治主张到现在都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此篇文章算是为桑弘羊正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