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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主流史学家对于王莽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在大多数人看来王莽不过是一个篡汉的伪君子，是一个乱臣贼子。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待，王莽确实是一个伪君子。但是如果结合了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篡汉的王莽非但没有“篡汉”，而且也不是伪君子，更有甚者从某一个角度而言，王莽还是一个儒家文化的卫道士。
最后一次真实的禅让制却被扣上“篡汉”的帽子
因为东汉末年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权臣巧借“禅让”篡夺了前朝君王的帝位。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对“禅让制”都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权臣篡位的借口罢了。但是王莽的篡汉与后世这些权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后世权臣的“禅让”是建立在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上的，而王莽的“禅让”则是社会矛盾爆发时，底层老百姓对西汉政权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在这种不信任感的推动下，老百姓渴望政权更迭，出现一位贤明的君主带领大家度过难关，这是一种典型的尧舜禹氏的禅让。
我们都知道西汉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五德终始论”的基础上，当初西汉取代秦朝，是因为秦朝德衰，所以西汉皇帝要更受命，要禅让给有德之人。当时的儒家学者根据这套理论得出了“天命不长存，其并非万世一系的，一德衰而一德兴”的结论。
“五德终始论”最鼎盛的时候，就连西汉皇帝自己都认可。汉昭帝时期，眭弘谓：“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期，盖宽饶上奏：“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哀帝甚至一度要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可见在西汉时期，“禅让制”依然保留着尧舜禹时代的特征。
到了西汉末年，社会矛盾不断的加剧，这时候深受“五德终始论”、“禅让制”影响的西汉百姓在内心里是真切地希望有个“救世主”来取代西汉的统治者。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王莽通过禅让制得到了天下，而且从四十八万人上书之事，不难看出王莽是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拥戴的。
可见王莽的这种“篡汉”与曹魏的“篡汉”、司马氏的“篡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毫不夸张的说王莽的这一次“篡汉”是古代中国最后一次合法的“禅让制”。只不过他的新朝昙花一现，光复汉朝的刘秀自然不会承认这样一场合法禅让。倘若王莽的新朝能够流传得久一点，那么现在我们评价王莽时，就不会再说他是个“篡汉”的伪君子，而是会说他堪比尧舜禹。
儒家思想的捍卫者，推行者
之所以会说王莽是一个儒家的卫道士，这是因为在他“篡汉”后，为了解决社会矛盾，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孔子推崇的治世手段。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民众卖身为奴的问题，实行了均王田、解放奴婢的政策。所谓的“均王田”其实就是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因为孔子推崇周礼、崇尚西周的制度，所以在王莽看来，要解决现在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西周的“井田制”。史载“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
在商业上王莽推行的“五均”、“六筦”、“赊贷”之制也都是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体现了均平、抑制兼并的思想。纵观王莽这一系列土地、经济改革遵循的原则都是儒家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
除了经济上让人诟病的改革，王莽还频繁变更地名、官名。在后人看来难以理解王莽为何要这样大费周章的更改地名、官名，其实这也是王莽遵循孔子思想的体现。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了让一切都名正言顺，王莽才会不遗余力地更改地名、官名。将“单于”为“服于”、 “高句丽”为“下句丽”，则是王莽遵循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思想。
但是王莽所推崇的这一套儒家治世的思想，非但没能解决社会矛盾，还让新生的新朝面临四面楚歌，在起义军的围攻之下，这个短暂的复古王朝走向了灭亡。王莽也因为自己对儒家治世理念的捍卫而献出了生命，这样一个虔诚的儒家卫道士是让人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