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造就时代,有人被时代毁灭!明朝守将孙传庭的一生!

2022-10-07 09:56:39 作者: 有人造就时代

  由于财政短缺,政府为解决辽东战场与后金战争的经费,遂加征“辽饷”;

  由于辽东战场开支形同无底洞,政府开始人员收缩,对官办驿站进行裁撤,导致被裁员的驿站工作人员加入流寇队伍,故朝廷不得不在“辽饷”之外,加征“剿饷”,剿除匪寇专用;

  由于征收“剿饷”加重人民负担,民怨达到顶点,把更多人推向起义军的队伍,“匪寇”越来越多,剿匪随之需要越来越多的士兵,于是朝廷开征“练饷”,专门用于练兵。

  如此,偌大的帝国左支右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无力走出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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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陕西以后,孙传庭显然已看出“崇祯死局”是个死结,如果继续加饷—养兵—剿匪的套路,只会死得更快。

  他采取的是另一套做法:挑战潜规则。尽量不加重百姓负担,而寻求向富户豪门下手。

  按照制度,明朝的卫所均实行军屯制,但到了明末,屯田已被权贵侵蚀殆尽,而士兵则只是花名册上吃空饷的一个个名字而已。

  孙传庭不是第一个发现问题所在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发现问题而不装睡的人。

  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则直接枭首示众。

  据说,占屯田、吃空饷已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人人皆知,而人人见怪不怪。当地权贵面对孙传庭的来势汹汹,自信人性自有弱点:只要他是个人,不是机器人,就能花钱搞定,10万不够就100万,100万不够就1000万。

  他们此前或许已经搞定了无数巡抚,但没想到孙传庭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权贵富户被孙传庭收拾得很惨,他们对孙传庭恨之入骨,以后则反扑过来加速了孙传庭悲剧的诞生。

  孙传庭依靠清屯,最终养成了一支精锐的秦军。

  他对自己的经验颇为自得,给崇祯上疏说,以后陕西剿匪、练兵,不必仰求国家财政部接济了。他是想让皇帝明白,打破潜规则,从权贵手中清屯,才能解开帝国沉沦的死循环。

  但崇祯对比了加征剿饷和清屯的效率,还是倾向于来钱更快、更简单的加征剿饷。所以只是下旨奖赏了孙传庭,而未采纳他的做法。

  孙传庭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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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传庭还来不及叹息,战争已经让他一战成名。

  当时,朝廷任洪承畴为三边总督,专剿潼关内的义军;任卢象升为五省总理,专攻潼关外的义军。孙传庭的任务,是协助这两人作战。

  洪承畴和卢象升,都是帝国最有名的武将。洪承畴手中的秦军,卢象升创立的天雄军,与正在抵抗后金的关宁铁骑齐名,均是明朝的主力部队。

  即便如此,洪、卢两人都承认,并未能重创“闯王”高迎祥的义军。

  孙传庭的秦军练成后,设计引诱高迎祥深入关中,在著名的黑水峪(今陕西周至县黑河水库)之战中,活捉了高迎祥等义军主要将领。

  高迎祥等人被押往北京,凌迟处死。

  孙传庭一战成名。

  随后,他连续剿灭了几股重要的义军势力。一时间,他的威名几乎盖过洪承畴了。

  义军在陕西遭到强力阻击,遂大部转移到河南发展。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传庭奉命出征,过天星、混天星、大天王等几股义军势力兵败投降。

  此时,遭到洪承畴追堵的李自成部,势孤失援。

  传说,洪承畴与孙传庭合力,打得李自成仅剩十八骑突围而走,几乎全军覆灭。

  十八骑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李自成部被打得七零八落,则是事实。加上此时张献忠、罗汝才等义军首领都投降了朝廷,明末农民起义走到了最低潮的时期。

  于是,帝国中枢认为内乱已经平定,朝中要员纷纷庆贺“天下无贼”。这为崇祯误判形势营造了氛围。

  长期以来,明朝都在攘外和安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摇摆。最终,崇祯听从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攘外必先安内”,向清军释放缓和气氛,全力对付内乱。

  听到李自成大败、张献忠投降的消息,崇祯断定内乱已平。加上清军放言将要南下,崇祯决定由“安内”转向“攘外”,下令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京师。在此之前,卢象升也已从剿寇主战场退出,被任命为宣大总督,抵御满洲铁骑。

  崇祯朝最后一次重大国策调整,悄然完成。但这次调整,埋下了四五年后明朝“亡于内,而非亡于外”的伏笔。

  明末清初史学家吴修龄说:

  京城有警,洪公(洪承畴)、孙公(孙传庭)一去一留,及为正计,而齐撤之以开贼生路。

  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调洪承畴入卫,而留孙传庭继续剿寇,明朝的历史极有可能被彻底改写。但现实却是,崇祯把帝国最猛的将领和部队,通通投入攘外,使得中原出现了剿寇的兵力空虚地带,义军很快“春风吹又生”,卷土重来。

  《明史》记载,洪承畴、孙传庭离去后,李自成“稍得安”。

  李自成获得喘息机会,借用河南大饥荒的机遇,以“迎闯王,不纳粮”相号召,在河南重新聚拢起庞大的队伍。这次,明朝没有机会了。

  更可悲的是,入卫不久,孙传庭蒙冤,竟被投入监狱。

  帝国无人可用,而名将在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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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孙传庭入狱的原因,已很难清晰呈现。但离不开这几个基本因素:陕西权贵的诬告,朝廷高层的内斗,以及崇祯的刚愎自用。

  孙传庭曾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因为真心为国尽忠,他得罪了太多人,隐约有不祥的预感。

  孙传庭为人直率,他对当时的国策和朝政很不满,所以一直在上疏请求面见崇祯。在奏疏中,他直言:

  今日之事,臣不能,谁为能者?臣不任,谁肯任者?……独是向来悠悠忽玩,夸张诞妄,虚廿余年岁月,糜几万万金钱,而秋毫罔绩,遗忧君父者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