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鲜卑族建立的北朝，本来崇尚武功和军事，所以，不存在重文轻武的习气，自然也没有清浊官的概念，而且北朝的皇权一般都相当强大，像南朝那种职闲廖重的官员，在北朝基本没有生存空间。但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南方汉族政权的习气，渐渐侵染到北魏帝国，那里也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清浊官的概念也开始萌芽。在一批军将的拥立下，西魏政权建立了，这也是一个崇尚军功的政权。但是，此时南方的萧梁，清浊观念积习已深。为了免受侵扰，宇文泰和苏绰两人肯定在一直苦思冥想。
最后他们灵光突现，有了用周朝六官制来改造现有政府的想法。南朝的清、浊和文、武，从官职名称上就可以判然两分，像上面提到的秘书郎等官，一望而知是纯粹的文化官员，如果担任这样的职务，自然受人尊敬，反之就会身价大减。但是，六官制的出现，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因为在六官制下，从官名上很难分辨清浊与文武。比如同属正七命的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似乎很难看出这些官员在性质上有多大不同。而低级别的官吏如同属正一命的司会旅、宗正、党正旅等，如果不去深究其职责，也无法看出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所以，六官制的制定和推行，轻易泯灭了清浊、文武的概念，至少从官名上，士族无法显示高贵的身份了。
既然没有清、浊的对应，也就没有了职闲廪重和职繁禄微，所有官员都是专制政权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是否受到尊敬，与是否受重视有关。苏绰制定六官制，复古的外衣下，孕育着颇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南朝官僚制度中的腐败因子通往西魏、北周的道路，就这样被截断了。西魏及其以后的北周，在免除了这次严重的传染以后，愈益健壮，为最后隋唐官僚帝国的出现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在选拔国家官员方面，苏绰向传统的选拔方式进行了挑战，他在六条诏书的第四条"擢贤良"中，提出了选官"当不限门荫，唯在得人"的原则，这对士族子弟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不限门荫，唯在得人",是指选拔官员，不看出身和家世，只看被选拔之人是否是合适的人才。在今天看来这种选举原则理所当然，没有丝毫令人称奇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声音就显得非常异样，可以称得上振聋发聩了。
家世只不过是祖先业绩的反映，本来与子孙后代是否贤能，扯不上关系。但是，士族形成以后，国家选拔官员时，便引进了家世一项。不过，家世并不是唯一的标准，除此而外，道德、才能也在考虑之中。士族势力壮大以后，道德、才能在选官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从此以后，家世高贵的，代出显宦;而门第低微者，沉于下僚。西晋人说的"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指斥这种社会现象。到了南朝，家世完全取代了德才，成为唯一的选官标准。
在确定某人担任何种职务前，选举部门要做的工作，只是核查一下此人的家谱，根据他的祖先任职情况来确定此人的官位和官职。选官依靠家谱，这在当时人称为依仗"冢中枯骨",因为士族的祖先早已成为枯骨了。这就意味着，这种选官方式不但得不到国家需要的人才，而且被选出的官员，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对国君也没有一点感恩之心。自己得到的荣誉、待遇、官位、爵位，在士族看来，全属理所当然，既然如此，他们无须向任何人感恩，当然也无须向国家尽职尽责。如果说感恩，他们会感激祖先的恩赐。
显而易见，只重门资，不重德才的选官方式，对国家，对政府，对皇帝有百害而无一利。当西魏政权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西晋以来衰落的官僚政治时，绝不允许这种危害甚深的选官方式存在。于是，在苏绰的建议下，废除门荫制成为《六条诏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苏绰认为，门资只是先世爵位和俸禄的反映，与子孙后代的贤明愚蠢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即使出身卑贱，也可以做公卿将相，像伊尹、傅说就是例子;如果选非其人，像丹朱、商均这样的帝王后代尚且无力守护百里封地，更何况公卿的后代呢!
为了选出真正的人才，苏绰规定，以后选拔标准不再限定在家世上，而应以道德和才能为标准。苏绰的这项改革，与六官制互为表里，选官重视才能，意味着各项官职都与才能密切相关，没有才能的士族子弟无法再占据清显的官位，原来由士族把持的职闲廪重的"清官"也因此消失了。以后，北周和隋朝继承了苏绰的改革成果，选拔官吏不分清浊、不重门资，中华帝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苏绰还为西魏制定了基本的赋税制度田租户调式，只是史书失载，难知其详。不过，有一点相当清楚，苏绰对自己制定的赋税制度并不是十分满意，他认为税额定的过高，在当时只是弥补国家财政不足的权宜之计。所以，他感叹道：现在所做的，犹如一张张开的弓，并不是太平盛世的制度。不知道以后哪位当政者能将这张弓松弛下来。儿子苏威听到苏绰的感叹，默默记在心中。四十年以后，苏威在隋朝担任了几十年前与父亲相同的角色——民部尚书在他的建议下，隋朝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苏绰的愿望最终得到实现。
苏绰在文风方面的重大改革，容易被人忽略。从西晋以来，天下文章以辞藻繁富相夸，宇文泰对这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想加以改革。他到太庙祭祖，当着朝廷百官命令苏绰撰写了一篇《大诰》，宣读给大臣们听，劝诫他们勤于政事，不要像萧梁群臣一样，做一些无益于时、无补于世的事情。并下命令，从此以后，西魏的文章都要按《大诰》形式损写。
苏绰生性忠厚俭朴，从不经营产业，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资财，经常对别人说，天下尚未统一，人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他在任内，推荐贤才不遗余力。宇文泰对他也推心置腹，信任无间。宇文泰有时出巡，为了不耽搁政事的处理，常在没有文字的空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交给苏绰，让他随机应变地处理政务。宇文泰回来后，苏绰向他报告一下就可以了。苏绰常说，治国之道，在于爱民如父，教民如师。与公卿大臣议论国家大事，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事无大小，他都了如指掌。最终，苏绰积劳成疾，于46年去世，时年四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