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改革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公元565年正月，西魏政府在中央政府组织形式方面采用了一种新颖但却复古的制度—六官制，这一年是西魏王朝的最后一年。这年十月把持西魏大权的宇文泰病逝，第二年正月，他的儿子宇文觉取代魏帝，建立北周。但是，新政权把六官制完全继承下来，一直行用了二十四年之久直到公元581年北周被隋取代，这个复古的官制才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说六官制复古，是因为它完全套用了《周礼》中的官职名称与政府组织形式。
《周礼·六官》是一部记载西周政治制度的专著，它因将中央政府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机构而得名，它的内容很受些儒家思想浓厚的君臣喜爱。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篡位以后，也曾借鉴过这一制度。但是，这种复古的做法，却给他的政权带来了很大伤害，他最终与这一复古制度同归于尽。五百多年以后，又一位权臣，置时空差距于不顾，再次把这一套老掉牙的制度搬上政治舞台，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其实，宇文泰只是指出了以六官组建政府的方向，真正主持其事，制定具体制度的，是他最为信赖的苏绰。但是，苏绰明白，一千多年前的政府组织形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套用，能够套用的，只能是形式即官名，除此而外的所有内容，必须与西魏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所以，六官制的制定，远非照葫芦画瓢那么简单，要做到旧瓶装新酒，苏绰还必须付出很大的心血。
遗憾的是，由于积劳成疾，苏绰没有完成宇文泰的重托，就于公元546有年去世了。好在六官制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完毕，继承者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就可以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其后，一位名叫卢辩的官员接替了这项工作。十年以后，凝聚着苏绰心血和希望的六官制终于间世并得到了推行，可惜苏绰已经无法见到了。宇文泰与苏绰不惜背着复古的名义制定六官制，肯定有与东魏、萧梁争夺华夏正统的意思。当时三国对峙，无不以正统自居。东魏所在的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汉文化的中心，而南方的萧梁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他们在争夺正统时，似乎都有理直气壮的理由。
而西魏所在的关中地区少数民族纵横驰骋，汉文化的色彩大大减弱，如果认为西魏代表了华夏正统政权，恐怕宇文泰本人也觉得有点理亏气短。但是，现状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说起华夏正统，没有哪个王朝比得上一千多年前的周朝，汉族人顶礼膜拜的文、武、周、孔这些大圣人，不都是生活在周朝吗?所以，周朝才是华夏的祖先。当西魏采用周朝的六官，来组织中央政府时，也就与华夏正统间接扯上了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那么疏远，但却已足够令心虚的字文泰直起腰杆，与其他两个以正统自居的偏霸一争短长了。
当然，如此耗费心血的六官制度，如果仅仅替西魏争正统，未免有点资源浪费，它还肩负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即打破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清官"、"浊官"概念，消灭官员争夺清官的恶劣倾向，当然，最终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士家大族。
说起士家大族，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果不考虑萌芽期，只就它的形成而论，应该是在曹魏和西晋时期，距离西魏大概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客观地说，士族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比如大文学家谢灵运，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大画家顾恺之等人，是最显著的例子，他们的存在，似乎证明世家子弟并不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但是，对政治的影响，士族高门更多体现了负面作用。在东晋以前，士家大族还有一定的活力，其中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帅，也不乏处理政务的能手。他们的拼搏，为后代挣来了一份过于优越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即令现在的高干子弟也自愧弗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士族子弟只要有步入仕途的愿望，就绝不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哪怕是一名白痴。至于能否征战杀伐，能否安邦治国，或者能否处理基本的政务，他们都不必考虑，因为这些根本不会对他们的仕途造成丝毫影响。
人是一种既贪婪又懒惰的动物，如果条件允许，没有几个人愿意辛辛苦苦地去工作，同样，如果条件允许，大多数人也绝不会拒绝唾手可得的利益，士族子弟现在恰好具备了这种条件。俸禄本来是对工作的报酬，但是，在士族子弟那里，俸禄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因为他们担任的，多是一些薪酬很高的闲职。这些官职大多数与文化有关，如秘书郎、著作郎、黄门侍郎之类。
至于那些职繁任重、俸禄微薄的官职，士族子弟很不愿意担任，比如类似现在监察部长的御史中丞，以及相当各部司长的尚书郎，在今人看来都是肥缺，但那时的士族子弟却不屑为之，他们担任这样的官职，就等于掉了身价，因为这些官职事务过于繁杂、沉重。至于有可能战死沙场的武职，他们自然更不会担任。久而久之，南朝政府的官职在人们眼中，习惯性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清官，职闲廪重，大多被士族垄断;另一类是浊官，职繁康轻，全部由庶族担任。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清、浊官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清官趋之若鹜，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当不合理的现象，领取高薪的官员并不处理政务，效命沙场;而俸禄微薄的官员却要终日埋首于政务之中，或血染沙场。这种与按劳分配相反的分配制度，大大挫伤了庶族官员的积极性，而且在政界造成轻视政务的恶劣风气。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甚至使国家趋于灭亡。南朝各代积弱不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