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休宁县人民医院出具的王某CT检查报告单。
多位肾内科、泌尿科医生分析，从目前资料来看，王某所患疾病并未达到保外就医标准。
一位三甲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说：“轻度乃至中度肾积水、轻度肾功能不全，一般医生随访观察即可。如伴有高热、梗阻、血尿等急性症状，需要干预治疗，但都没有致命性，生活自理更不是问题。”
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对于王某的保外就医申请，休宁县人民法院2001年时曾拒绝过一次，只是很快逆转了态度。
2001年2月，休宁县公安局以“右肾多发性结石，伴轻度积水、轻度肾功能不全”为由再次提出将王某保外就医，被休宁县人民法院拒批。
在不予受理的函件上明确写着，“罪犯王某一直被你局保外就医，这期间王某保外就医的考察也是你局执行，为此你局要求给罪犯王某暂予监外执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定”。
然而，就在被拒批的1个月后，休宁县公安局再次提出保外就医，理由是当送犯人至九成监狱时，入监检查也认为其病情不宜关押。
这次，休宁县人民法院批准了申请，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版）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记者查阅后发现，这项内容为：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为何同一种病，依据同一部法律，法院态度大不同？
休宁县一位从业25年的法官认为是一种“妥协”，“监狱拒收，法院也只能就给批了，总不能让犯人一直在看守所待着，看守所人力、条件都有限，总要有个地方去。”
脱管之下的“一保到底”？
王某被判刑12年，却未入狱服刑一天。这样“一保到底”是否合法？
1990年版《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相关规定。
据当时适用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即使“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符合保外就医，也要“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在多位法学专家看来，一保十数年确属罕见，质疑其中存在违法行为。
记者调查发现，即使是“一保到底”，这十余年保外就医的流程也不规范。
上述《办法》明确，一次批准的保外就医时间为“半年至一年”。期满后，罪犯病情基本好转的，需要收监；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尚未好转的，需要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每次可延长半年至一年。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分析说，“这意味着，12年刑期最少要办6次保外手续和6次延长手续”。
然而，根据休宁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提供资料，目前只有1996年、2001年两次保外就医申办材料。休宁县委政法委表示其余材料，因年份已久，正在努力查找。
“如果缺少这些申办与补办手续，无疑是违法违规的。”刘昌松说。
据上述《办法》，保外就医期间，公安机关等部门还有日常监督考察的职责。然而对于此案的相关履职证据，地方同样表示仍在查找中。
休宁县公安局一位内部人员说，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给资料查找带来难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便加之基层警力不足，存在履职不足可能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秀梅认为，“一保到底”反映出执法可能存在瑕疵，诸如部门间的衔接问题。
父子“接力”追问
程美枝的意外去世，成为程家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逢年过节，全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总会多添一个座位和一份碗筷。母亲王氏更是难以走出失去女儿的痛苦，每天以泪洗面，最终哭瞎了双眼。
自1997年发现王某未入狱服刑，程桂盛多次向省、市、县三级法院及信访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直至2012年去世。
那也是个夏日。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程桂盛，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将儿女们叫在一起，再三嘱咐着，一定要继续反映，“为我这个女儿讨回个公道”。
捧着父亲遗留下的厚厚一沓信访举报材料，程美枝弟弟程列平开始“接力”。
程列平拿出一摞摞挂号信函收据，仅从2019年至今，他寄送至各个单位的挂号信就有38份。
不过，这些询问多数未收到明确回复，个别被答复“未发现违法行为”。如，在安徽省九成坂人民检察院对程列平信访举报材料的回复中，称“经调查核实，未发现九成监狱在决定王某不予收监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
“跑了这么多部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家人）一个交代。”采访中，50岁的程列平忽然失声痛哭。
在刘昌松律师看来，本案究竟是另有隐情，还是各执法环节全线“失灵”，至今仍然存在许多疑团待解：在决定将罪犯监外执行时，法院是否严格把关？监狱拒收是否合规？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日常监督考察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为保外就医引入外部监督
记者从休宁县委政法委获悉，目前，休宁县委县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省市两级政法委也已介入，将尽快查明事件真相，及时向社会公布，一旦发现违法违规情况，将严肃处理。
王秀梅建议，调查此案时，究竟是罪犯有意串通相关部门为之，还是执法人员疏于监管而起，一定要根据客观事实，明晰各方责任。
“纸面服刑”事件是公平落实刑罚执行制度的大敌，社会危害性极大。
当前，针对保外就医管理，立法层面已在不断完善，如2014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比1990版细化了病种类别。
为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刘昌松建议，建立严重疾病范围的动态更新机制；引进外部监督机制的疾病鉴定“复核委员会”，如医生、律师、人大代表等参与；加强社区矫正机构的职能落实和相关问责，如建立每半月一次的随访报告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