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浙江人社”公号，浙江省人力社保厅新闻发言人今天在介绍这十年浙江如何深入构建完善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时，提到了一个数据：目前，在浙省外劳动力2200多万。
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 2021年年末，浙江全省常住人口6540万人。也就是说，在浙江常住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省外。
数字绝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蕴含着丰富而令人深思的信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三次“人口迁徙潮”：
第一次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乡镇转移；
第二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效益不如之前，加上城市粮食供应制度取消，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
第三次在上世纪末，我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劳动力需求激增，同时也开始了流动农民工数量的持续提高。
对浙江来说，和省外劳动力有关的，重点是第三次。
不管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是1987年、199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结果都显示：当时的浙江是人口净迁出大省。
这不难理解。当时的浙江人，正处于创业期，有着“四千精神”的说法：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
200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则是情况突变：浙江从原来人口净迁出省，一跃成为全国第六大净迁入省。在浙江外来务工人员中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杨晓霞，她到浙江的时间在1998年，最初在宁波一家家纺公司当缝纫工。
此后浙江省外劳动力的人数，增长势头迅猛：2002年相关部门统计：当年在浙省外劳动力近 370 万人；到2008年，这一数据超过1000万人，5个浙江人中就有1名省外劳动力。
当时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为浙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2008年的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的人员中，特意加上了“外来务工人员”。
之后，这一数据迅速攀升至2000万人以上，这几年大致维持在这个水平。像在2020年4月，浙江省人力社保厅称，在浙省外劳动力超过2100万人，就业总规模达到2019年水平。
随着互联网经济崛起，省外劳动力所从事的，就不仅是制造业了，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2020年时有一个统计数据：浙江省的灵活就业人数大概在1100万左右，约占总就业人数的28%，就业者以“95后”“00后”为主。
在杭州，曾爆出这样的新闻：因为屡次在各种大赛中获奖，来自安徽阜阳的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被评为“杭州高层次人才”，不仅能在落户、子女就学、医疗保健、车辆上牌等方面享受便利，购买首套房还可获得一百万元补贴。
人口持续“用脚投票”，印证了浙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那么，这些省外劳动力主要来自哪里？
时间不同，来源地也在变化。
2000年时，浙江外流入人口来源地排名第一的是江西；2010年，安徽成了“冠军”，江西掉到了第四，被贵州、河南超过；2020年时，安徽继续蝉联“冠军”，而且流入人口超300万。
在此过程中，作为省外劳动力的来源地，河南排名不断上升：2010年排名第五，2020年就以246.59万的人数，进入前三；贵州人也“偏爱”浙江，它是仅次于安徽的第二大省外流入人口来源地。
流入人口年轻、有活力，但存在受教育程度偏低的问题。2020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合计为77.50%。这也意味着，在高科技、现代制造业方面，浙江仍有提升空间。
时间不同，流向地也不同。
2000年时，浙江省外来人口的流入地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为：温州、宁波、杭州、台州、金华，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只有温州的一半；2010年，前五位次略有变化，为温州、宁波、杭州、金华、台州；2020年，前五的城市变化较大，依次为：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嘉兴。
2020年外来人口流入的前四名，正好和浙江正在建设的杭州、宁波、温州、金义等四个都市区相重叠，第五名则是位于上海大都市圈的嘉兴。
这绝非巧合。
从省外劳动力与浙江之间的渊源，可以看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还能看出浙江城市和产业版图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