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这份资料显示，按照现行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全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其中有4个县级市入列，分别是江苏昆山、福建晋江、浙江慈溪、浙江义乌。
县级市何以跻身大城市“俱乐部”？城市体量迅速增长的背后是大量人口的流入，这当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不久前，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探访慈溪，讲述了几位外地年轻人在慈溪打拼的故事。这次，我们来到义乌，在林立的产业园区、高速运转的机器和进出的车流包围里，采访了一些年轻人，他们为何选择来义乌？他们对这座县城有什么期待？义乌会成为他们辗转打拼的终点站吗？
“这里工资高，很有包容性”
18岁 光电产业车间女工 王晓诺
傍晚5点半，义乌信息光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从车间涌入食堂，或在公司门口等待朋友去附近的苍蝇馆子聚餐。
18岁的王晓诺一身苔绿色的外套，手里拿着一个塑封袋，里面是一件条纹工作服——生产光电元件的无尘车间对服装有较高的要求。
王晓诺在这家LED芯片工厂做了两年，但这位河南姑娘对光电技术并不了解，她说不清这个高新产业的全貌。
“产品生产需要很多道工序，我们一个小房间里有五六人，专门负责产品封装。”王晓诺有朋友在这家厂里工作，两年前，朋友跟她说，义乌的工资比河南高出许多，她就跟着朋友来了。“我们这边已经是半自动化车间，比起那种要成天坐着人工干活的来得轻松。”看得出，王晓诺对这份工作比较满意，“厂里新建的员工宿舍也马上能住了。”
王晓诺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天回到宿舍后拆包裹的时光。但因为工业区离主城区较远，交通只有公交，来到义乌两年，王晓诺很少出过这片工业园区，平时刷刷短视频、上网淘淘东西。她还挺喜欢义乌这座城市，或者说她还挺喜欢这片园区，觉得这里“人挺好相处，蛮有包容性的。”
王晓诺讲起同车间里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在厂里做了六七年，记性和反应速度都渐渐衰退，工作上容易犯错，厂里因此把王晓诺提了，做车间线长。
“在厂子里嘛，吃的是青春饭，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做这种程式化的工作。”王晓诺觉得，即使在现在的工厂做得再好，出了这个厂，学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用不到，所以她平时还在留意怎样提升个人技能，“多学点总没错，义乌这里有很多技能人才。”
“来这里学点电商经验，以后自己干”
30岁 工艺品公司经理 周娟
随着“双十一”大战开启，源源不断的货车从工厂发往物流点。
晚上8点多，周娟仍留在发货车间，正拿着水笔在生产计划单上做记号。她扎着利落的马尾，看上去很干练，“这可不是加班哦。这里没什么娱乐项目，我又住宿舍，反正也不出去玩，在哪待着都一样。”周娟指了指不远处公司新建的一幢厂房，她说之前在深圳做装修的丈夫也跟着她来了义乌，成了厂里的工人。
周娟30岁出头，大专毕业后，她从河南去了深圳打拼，在给小米手机做售后服务维修的工厂里做业务接待。“深圳的工厂基本都是自动化设备，整个标准体系和流程也很完善，甚至要你戴着放大镜来操作。”周娟说。
和周娟不同，她的大姐和姐夫早早来到义乌创业，夫妻俩开了一家做帽子的小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一年“双十一”前，周娟来找大姐玩，她在满地的货物和嘈杂的清点声里都找不到落脚点。
周娟的小妹在义乌读完职业技术学院，嫁给当地人后也留在了这里。“2019年、2020年那会，直播带货开始火起来。浙江这边电商氛围好，我就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学学。”周娟现在担任这家公司某个项目的经理，但她心里揣着一个创业梦，她希望能多学一些电商的经验，之后出来和大姐一起干。“亲人们都在这里，义乌创业门槛低、包容性强，我毫不犹豫选择来了这里。”周娟说。
“义乌是一个不断升级创新的地方”
31岁 高新日化企业业务骨干 杨成
在义乌某高新日化企业，31岁的杨成戴着一顶渔夫帽，穿着蓝色衬衫，把洗水台边的酱油和食用油倒在一片洁白的洗碗巾上，他面带笑容对着直播镜头向客户展示这张纸巾的去污能力，语气娴熟而亲切。不同于现代化的格子间，杨成工作的地方，开阔敞亮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清新的肥皂花。
2013年，从湖南南华大学环境专业毕业后，杨成跟着在义乌做展柜设计的同学来到这里。“义乌名声很大，小商品都需要展厅这类的，是个蓝海，需求很大。”
但杨成对偏向流水线制造的展柜行业没啥兴趣。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碰到现在的公司老板，他可能选择去上海朋友的装修公司工作。
“在这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杨成描述第一次见到便携式清洁片和肥皂花的感受，“随着中国人的消费升级，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产品都会更新换代。这个行业和传统的日化行业不一样，需要不断创新。”
杨成看重这份工作的职业前景，“大众化的高新技术产品代表着未来，义乌的市场环境有这种不断创新的基因。”在这个“90后”眼中，义乌还是一个适合起盘创业的地方。“义乌从不缺起早贪黑的年轻人，他们只要带一部手机，就能闯出一片天地，带动这座城市的物流和贸易高速运转。”
不过，目前作为公司业务部骨干的杨成并不打算留在义乌。“我和身边的朋友有个很明显的感觉，来这里的人都是想创业的，但到一个瓶颈后，就会选择离开。”这两年，杨成的几个湖南老乡都离开了义乌，有的是企业面临技术转型，在义乌积攒资本后前往广州整合资源；有的因为用工问题，工厂迁往湖南、江西等地，产业工人也随之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