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每谈及防疫政策松动，衍生的另一个必谈话题就是“医疗挤兑”。
时至今日，在尝试防疫放松“软着陆”的大城市中，对“挤兑”的担忧正在变弱。
在疫苗科普专家陶黎纳看来，目前，政策主要在于防止两个层面上的医疗挤兑：一是防止民众因心理因素，往医疗机构“挤”，二是要通过疫苗、药物等，减少人群因疫情对医疗产生过度的需求量。
对轻症患者来说，需要消除大家对新冠疫情的恐慌，和对所谓的“长期并发症”的错误认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表示，“感染新冠并不可怕。把老百姓的恐慌心理打消了，就不会发生医疗挤兑。”
比如，有疑似症状时，无法确定感染情况或不能判断会不会在感染后发展为重症，这时，医疗机构应对民众进行帮助，或培训出一批负责任的社区医生。
“这样既能帮助民众快速提供应对措施，又能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德国埃森大学病毒所教授陆蒙吉告诉八点健闻。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及生物制品质量监测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陆家海推断，科学精准防控的下一步可能是推动感染者或者是轻微症状的感染者居家隔离，同时寻求医疗部门指导。
另外，一直以来被高度关注的新冠肺炎“长期并发症（长新冠）”人群，也是引发人群恐慌和医疗挤兑的潜在诱因。
彭志勇在随访了湖北第一批新冠肺炎病人后发现，大多数曾感染过新冠的患者，包括许多老年患者，都回归到了以前的状态，“该上班的上班，退休没上班的在家带孩子。有些人开始还有一些心理压力，怕社会不接纳他们，但后来也没什么事了。所以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可怕。”
在院内，医院正在做一些风险控制的准备工作，比如准备一些抗疫药物，对于重症的培训和建设，以及床位的准备。
早在今年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表的一项大样本数据研究显示，今年3月22日~5月3日期间的33816名早期非重症奥密克戎感染者，共有22人进展为重症，总体重症率为0.065%（22/33816），高危组重症率为0.238%（22/9260），非高危组重症率为0%（0/24556）。
这在多位流行病学专家看来，较低的重症率也意味着在医疗资源充沛的大城市中，不太可能造成医疗挤兑。
金冬雁对大城市中的医疗资源表示乐观。“不是说得了新冠的人都要住院、都会出现重症。” 即使是发生感染的“大海啸”，也有措施可以减缓、拉平暴增带来的冲击。让大规模感染在较长时间内发生，这样在每一个时间点上的重症比例就少了。
除此之外，与政策一起变化的，还有工作观念的变化。
时至今日，想要快速扑灭疫情已非常困难，减少因新冠感染导致的重症和死亡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对于真正由新冠病毒导致肺炎重症的病人来说，我们重症科应该要做好准备。”彭志勇说，“但对于因其他基础疾病入院的，又查出新冠阳性的患者，只要新冠感染处于轻症，他们就应在相应的科室得到对于基础疾病的治疗。”
他表示，医院可以单独开个区域把这些病人们放在一起，但不要一查到病人新冠阳性，不管属于新冠轻症还是重症，就惊吓过度，把他们往ICU转。“我们以前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他说。“但如果做到分级管理，那么就算新冠病人数翻十倍，也不会对ICU造成严重的压力。”
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彭志勇认为，需要加强分级管理。上海今年的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在官方公布的死亡信息中，总体上的死亡患者以老人居多，且这些病例的死亡被描述为：“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在发布会上曾解释，这些基础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恶性肿瘤等。
也有专家表达担忧，医疗资源即使不会出现挤兑，短期内也要做好承压的准备。
陆蒙吉提醒道，“即使重症率和死亡率下降了，一段时间内医疗压力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他表示，可以看到，目前的松动“试验”都在大城市中，但若运用到一些中小型城市，医疗资源的匮乏和压力或许就会显现出来。
陆蒙吉告诉八点健闻，若能做到”二十条“的管理规范，加上推进免疫接种、分级分类诊疗、以及正视可能发生的重症和死亡，可以把所有问题产生的伤害降到最低。
老年人疫苗接种到了最紧急的时刻
部分城市放宽疫情防控措施，“软着陆”的前提是保护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这次，加快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到了最紧急的时刻。
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提高60至79岁人群接种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