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老人就是脱水了”，杜鹃到了现场之后，立刻给老人测了血压、血糖，指标显示正常后，她开始给老人打针，并用衣架吊起一袋盐水，给老人补充一些液体，慢慢地，病人好多了。
与此同时，杜娟的同事开始呼叫120，但打过去一直占线，杜娟和同事在病人身边一直等到8点，120救护车才赶到。“特别难呼叫”。
那天早上8点半，杜鹃再次接到电话：“又有人昏倒了”。当时，社区里唯一的急救箱在她的手里，医院领导紧急找人骑了电动车接她，一起赶往居民家中救治。
那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身有残疾，核酸阳性。杜鹃给她测了血压、血糖，数据都还好，只是人的意识不太清醒。杜娟说，自己现场救治的同时，社区的领导一直在给卫健委打电话，帮忙联系可以就诊的医院，但由于小女孩的病史尚不清楚，很难协调到合适的医院。
“她是住在三楼的，还是一个挺小、比较胖的小女孩，”杜鹃说，因为涉及转运，人手不够，警察也带着担架赶来，“我们4个人一起把她抬到外面。”
当时，杜鹃给女孩打针输液，注射了一袋生理盐水后，女孩仍没有转好。因为始终没有协调到合适的医院，社区医院领导做主，直接开车20分钟，把她送到了最近的新冠定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类似的紧急情况还有很多，杜娟的辖区内有一个需要定期做血透的病人，在前一天已经血透完了的情况下，第二天核酸测出是阳性，并开始咳嗽，“然后可能是引发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他整个人就陷入了昏迷。”杜鹃接到求助后，紧急上门给这位病人检查，发现病人意识已不清醒，虽然及时送到了定点医院，但最后这名病人还是情况不好，又进了ICU。
广州一家社区医院的分诊台
下派基层的医护人员
在复查核酸、特殊病人监测、注射疫苗、分级诊疗的多重工作下，人力成了社区医院最直接的问题。
“一个人劈成三个人来用都不够了。”广州市北京街道卫生服务站的黄祥医生说。在广州的基层社区卫生所，大多实行两班倒。8点到下午6点一班，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一班，忙不过来时24小时上也是常有的事。
江海街道的杜鹃医生也提到，已经连续40多天没有休息。杜鹃的同事说，阳性居家的患者有不少都有发烧以及上呼吸道症状，挨家挨户给他们送药是卫生所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之一。“白天的话，一个人大概要去10到20户不等。有需要日常用的降压药、降糖药，也有需要感冒药、发烧药的。”据杜鹃的同事说，江海街道卫生所白班有5人，需要给十多人送药。除去这项工作，社区医院另一项繁重的工作是“追阳”。
所谓的“追阳”是筛出混管检测中的阳性病例。黄祥说，现在社会面的核酸检测都是十混一甚至二十混一的混管检测，“假设有一个20混一报出，我们就要追着这20个人，落实每个人的单管核酸。”追阳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但是黄祥所在的北京街道卫生服务站只有30来人，光是“追阳”这项工程就要耗去了一半以上的人力。
还有一项工作，是黄祥现阶段的工作重心——给老人打疫苗。一些有意愿打疫苗的老人不愿意或者不方便下楼，居委会就会委托社区医生上门。黄祥最近觉得，接种疫苗人突然变多了，每天都要接到居民电话主动要求打疫苗。据黄祥介绍，目前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道65岁以上老人的接种率达到了81%。
“各种物资还是够的，主要是人力不够用，因为我们已经连续40多天上班没有休息了”，黄埔区夏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邓天医生说，“现在最缺的是儿科医生，因为小孩生病家人最紧张，要求就医的多，但每个医院的儿科医生都少。”
杜鹃觉得，新政策初期，大家都还处在一个适应都阶段，节奏平缓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过度。
杜娟的一名同事负责接电话，他们辖区负责2.5万名居民，卫生站有4台电话用来接听居民们的问询，即便如此，还是有居民因打不进电话而直接找到卫生站，“如果你坐在电话旁，你是没时间去上厕所、喝水的，虽然你一直在接电话，但还是有很多人抱怨电话打不进来。”杜鹃的同事说，每个社区医院都是这样。
其实，缓解社区压力的措施也一直在进行。杜娟说，自己本是广州市一家综合性医院的医生，10月29日才被派到基层来支援，“被下派社区时，医院提出的时间是3至6周。”
杜鹃说，与她同院同一批次下派基层的医生有10名，据她所知，她已经是医院下派的第四批医护人员，她听说后面还要再加派，至于自己何时可以回到原来岗位，杜鹃也不确定。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邓天、黄祥、杜鹃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