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快速达峰”的思路指导下，老年人得不到足够保护，会引起不必要的重症和死亡。而且，由于病毒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传播，可能会导致新的毒株出现。
此外，自然感染并不能形成终身免疫，一般能保持3个月左右，之后还有可能重复感染。所以群体免疫的说法并不现实。这与形成不了对流感的群体免疫是一个道理。
医学界：12月初，你曾撰文预测本轮中国疫情的感染数、日均新增重症数等，如今你还秉持当时的预测吗？
黄严忠：看过原文就知道，那实际上不是我的预测，而是我援引的研究分析数据。所有关于疫情发展的预测，都基于某些特定假设，都有瑕疵和值得商榷之处。有一些可能更具可信度，而另一些则不是，有的甚至与现实相去甚远。
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模型显示，中国突然放开对新冠疫情的严格限制，可能导致病例激增。新增病例将在2023年4月1日左右达到峰值，届时约有1/3中国人口被感染，并在2023年导致100万人死于新冠。根据IHME自述，相关预测使用了中国官方发布的疫苗接种信息（时间不详），以及各省在感染率上升时的应对假设，并用了大量来自香港地区的数据。
香港大学近日发表预印本文章预测，中国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间放开新冠防疫限制、同时重新开放所有省份，将导致在此期间每百万人中684人死亡。算下来总数差不多也是接近100万。该文尚待同行评审。
我当时引用的数据来自彭博社的研究。它提出，如果1/4的中国人口在政策放开的头6个月内感染，中国或有3.63亿人感染新冠，约62万人死亡，每天有3.2万人住进重症监护室。
我想着重指出，这一研究所述的重症住院率非常高。但如果中国能实现错峰感染，就不会同时需要这么多病床，则未必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医学界：存在“最理想”的放开时机吗？
黄严忠：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于12月17日在“财经年会”发表主题演讲时称，当下是“最好的节点”，因为这是“三年来每周报告死亡数最低的一个时点，而且也是三年历史上连续几周每周报告病例死亡数低于一万”。
但实际上从今年4月上海封控管理到11月，期间中国新冠感染的病死率基本为零。现在放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面临流感季，两种症状相似的病毒可能同时袭来，对医疗体系形成更大压力。
实际上，以病死率评估优化防疫的时机，是一个非常单向度的预测标准。我认为，防控政策放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病毒本身的特性。奥密克戎在今年初已经降到很低的死亡水平，这是一个可以放开的有利因素。第二，动态清零措施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次生灾害，包括长期严格封控管理对人们精神心理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考虑放开。第三，物理隔离等措施难以抵抗病毒快速传播，防控成本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低。第四，如果规划好路线图、有准备的放开，可以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放开的时机以外，放开的方式、过程以及配套措施同样重要。我是赞成渐进、有准备的放开的。
医学界；为了达成你所说的“渐进式调整”，需要做哪些准备？
黄严忠：渐进式调整需要路线图，也就是要明确到什么节点、放开多少。澳大利亚把放开程度和疫苗接种率挂钩。新加坡则是依据疫情发展，来规划何时能堂食、调整聚会人数等。各国已经进行的实践，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路径更好、做法更优。
渐进式调整不是一个被动反应的过程，即使有路线图，也要看是措施执行得快，还是病毒跑得快。当前中国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可能是全球第一，它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未曾经历过的。例如，美国6个月达到25%的民众感染奥密克戎。有预测称，北京预计在2023年1月中旬达到感染高点，按现在的情形，可能已经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