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行刑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对于没有必要施加惩罚的行为人让其提前释放反而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利用有限的资源去对付更为严重的犯罪，这在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我国尤为迫切。
当然，刑法修改需要假以时日，司法机关当前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积极地寻求减刑和假释的机会。法律一个小小的调整，背后是一个个具体人的悲欢离合。有温度的司法应该在法律变更之后，积极地进行补救，而不是无动于衷。比如，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新法的除罪化规定可以考虑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假释的特殊情况。另外，宪法也规定了特赦制度，如果启动赦免程序，也可以免除相关服刑人员的刑罚。
刚性法律也应有柔软的一面，它应该体会人性的软弱，慰藉被误伤的心灵，带给人们对正义与良善的盼望。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法律不能无视民众的常情常感，法的权威和尊严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说辞，也非形而上学的逻辑推导，从根本上来说它必须归结于对具体个体权利的尊重与捍卫，从而获得民众内心深处的尊重与敬畏。（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