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户籍通婚成本高的原因，作者分析，由于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差异，跨户籍通婚的男性农民工需要支付更高的婚姻成本（主要是彩礼和婚房）来弥补自身的户籍劣势，从而实现户籍阶层的向上流动。
此外，该研究对农村男性婚姻成本进行了分类分析。
通过对11省数据的潜在剖面分析可识别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的潜在类型。该研究把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主要分为四类:“偏重婚房型”的婚姻总成本均值最高，达到17万元以上； 其次是“彩礼婚房并重型”，超过8万元; 再次是“偏重彩礼型”; 最后是“混合型”的，其婚姻花费最低，两万多元。在各类型中，彩礼婚房并重型最为流行。城镇化进程中婚房花费在婚姻成本中的重要性上升，且金额最高，是农村男性成婚最主要的经济压力源。
在微观影响因素分析中，作者发现，跨户籍婚姻会增加“偏重婚房型”的概率，进一步证明 跨户籍婚姻对婚房的刚性需求。就地城镇化群体（县内务工）的婚姻总成本普遍低于异地城镇化（县外务工）群体，前者的婚姻成本类型多为“混合型”，后者的婚姻成本类型越有可能为“偏重彩礼型”。
在宏观影响因素分析中，作者发现，户籍地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当地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类型更有可能为“偏重彩礼型”，人均GDP则与“彩礼婚房并重型”的可能成正比，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类型更有可能是“混合型 ”。
作者分析，由于经济较落后地区往往深受男权思想、祖辈责任伦理的影响，“偏重彩礼型”较多，如甘肃与陕西；城镇化率较高、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农村男性流入并定居，增加了个体对婚房的刚性需求，婚房重要性凸显，例如东部的山东省。
作者总结道，跨户籍婚姻与异地城镇化的农村男性承担了更为沉重的成婚经济负担。
性别失衡、女性外流、物质化观念等催生“天价彩礼”
农村“天价彩礼”是如何形成的？
对此，作者分析道，观察我国农村彩礼的变迁可发现，彩礼伴随社会发展经历了形式货币化、内容丰富化、金额攀升较快的变化，这均与我国通婚圈状况与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具体来看有两方面。其一，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市场恶性竞争。作者指出，“天价彩礼”的成因多被归咎于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婚姻市场中适婚男性绝对数量多于适婚女性会加剧男性对有限可婚配女性资源的竞争，使女性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女方彩礼“要价”逐渐攀升。
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吸引了更多劳动力特别是适婚女性，使得流出地可婚配女性资源匮乏，这些地方的男性就会被动陷入婚姻市场的恶性竞争。大量农村青年来到城市，城乡通婚圈得以融合，适婚青年有了更多 选择，对潜在配偶的接受范围不断拓展、要求不断提高，同时也卷入城市婚姻市场竞争，资源较差的农村男性劣势地位加剧。
作者总结道，在婚姻挤压与城乡通婚圈融合导致竞争加剧的共同作用下，“天价彩礼”大多由贫困地区个人家庭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承担。
其二，城镇化、市场经济与现代观念的冲击。作者指出，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在婚姻实践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次，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本下乡使城市生活标准渗透进农村，因结婚产生的农村消费需求逐渐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如在城市购房、买汽车等。资本下乡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催生了“物质化”的思想观念，错误地将高价彩礼与“有 面子”画上等号。
此外，作者也关注到，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圈子文化浓重的乡村社会中，婚姻实践极易受 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有对华北农村的调查显示，当地存在“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婚恋竞争格局，逐步推高了婚姻成本。
作者进一步提出，目前农村“天价彩礼”成因要综合考虑，婚姻市场性别失衡、代际责任观 念较重、市场经济冲击较大、女性人口流失严重等均是造成“天价彩礼”的重要因素。
从农村教育、地区经济等根本问题出发破解“天价彩礼”
农村“天价彩礼”该如何治理？
作者指出，我国就农村地区“天价彩礼”问题的治理态度是明确的，治理内容经历了逐步明晰的过程。2017年至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彩礼是提高农村家庭成本的陋俗，要引导群众树立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意识、消除“好面子、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作者还提到，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为农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农民陷入持续性贫困或脱贫再返贫的困境，也会严重损害我国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成为阻碍乡村振兴、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全体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绊脚石。因此，坚决打击“天价彩礼”，是保护农村家庭、新婚夫妻主体成婚权益，维护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
对于政策建议，作者提出，彩礼是中国婚姻习俗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我们需要对这一传统习俗给予尊重与承认，另一方面这也对政策制定的“温度”与“力度”提出了更高、更精的要求。地方政府需明确辨别适当的彩礼实践与“天价彩礼”的区别，实现对陈规陋习的精 准打击与治理。
此外，作者建议，应加强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促进中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避免跨省迁移和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给生活带来的压力，缓解过高的彩礼费用给父辈造成的经济负担。如，加大中西部中小城镇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靠近老家的中小城镇生活下来，将有效降低其生活成本，从而大大降低彩礼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