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属于票号自己的汇兑利润又是多少呢？我们以日新中票号为例。日新中和我们熟知的日升昌票号同为平遥达蒲村李氏家族投资。1853年，日新中北京分号净利润为3600余两。
第三，尽管国家视域下票号远谈不上富可敌国，从晚清白银购买力的角度来看，票号的汇兑业务仍可谓大获成功，其利润和财力与同时期的一般商铺和民众相比都相当惊人。例如，在1844年的平遥县城，建设一所新书院（即平遥超山书院）其工费和建筑材料的总开销也不过是659两白银而已。相比之下，票号经营汇兑初期，不少分号的利润即可达数千两白银之多。
总之，晚清国家财政视域的下票号绝非富可敌国。在票号承汇官款的后期，某些号商可能结交了朝廷的某些大臣，例如大德通经理高珏和户部左侍郎右翼总兵桂春。然而，现存有关贾继英和慈禧的交往以及其担任大清银行首任经理等所谓的“成就”皆是谣传。因此，票号商人也不是所谓“红顶商人”。然而，如果我们采用晚清白银购买力作为标尺，则可以谨慎地得出如下结论，即票号的经济实力远高于同时期一般商号和民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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