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实践中是‘一刀切’的禁止，我们可以尝试在某些岗位有条件地放松政审要求，再逐步地扩大到其他非关键岗位。”陈猛建议。
张龑建议，相关行政立法根据犯罪类型（轻罪重罪）、招聘岗位（如涉密岗位、公安机关等）、限制时间（终身不予录用、几年限制或考察期）等分类进行讨论。在审查启动上，可根据招聘岗位有所区分。在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等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利益等特殊领域，需要审查。如果是普通岗位，不涉及对于国家利益的潜在危害，也不涉及可能危害国家公信力的情形，则无须设置相关审查。
在审查内容上，可根据犯罪类型有所区分。一方面，根据犯罪类型，辨别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其亲属和子女的潜在影响程度。不同招聘岗位可以设置不同层级的审查标准。
在审查结果上，可灵活决定限制措施。不必对被审查人采取“一刀切”的不予录取，可以根据当事人思想道德水平、对家庭关系态度等进行衡量，采取终身不予录取、几年内不予录取或者给予考察期等处理结果。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监事长朱征夫提出，希望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朱征夫建议，首先应当综合考虑罪名、刑期、服刑表现等因素，对于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3年法定刑以下轻罪、5年法定刑以下过失犯罪，并有改过自新表现的人员，在刑满释放后5年内未实施新的犯罪的，注销其犯罪记录，使之更好回归社会。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子女政审方面不会受到父母前科的影响。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认为，以醉驾为例，醉驾人员通常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而犯罪记录又严重影响前科人员的就业、生活甚至其子女前途，一些前科人员甚至“破罐破摔”重新犯罪，进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犯罪记录对前科人员子女升学、就业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合理。“因此，我建议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