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厘清人的四种精神境界的基础上，张世英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精神境界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说境界一词只是指个人的精神境界，那么，文化则是指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的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就是空无内容的。同时，个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在他所属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既受自然环境、自然条件的制约，更受文化环境的熏染。对于个人而言，上述四种境界往往同时具有，但其比例关系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以这种境界占主导地位，有的人由另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相应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可以是这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时代，可以是另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例如，有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以科学的“求实境界”占主导地位，有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则以“道德境界”或“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
张世英认为，一般而言，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求实境界”，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自我”，其优点是个性解放，发挥个体的独立创造性，缺点或流弊是唯我独尊、极端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等；传统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境界”，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社会的相互依赖，但如果一味强调“互倚型自我”，以依赖社会群体、依赖他人为至上原则，则必然抹杀个人的独立创造性，导致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落后。他强调，个人精神境界和民族文化都是科学与道德、审美的有机统一体，其中科学是基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水平的落后，今后在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方面，首要的仍应是发展科学、弘扬个人的独立创造性；但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又要避免唯科学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审美的等人文方面的优秀之处，使当代中国人的人格更加健全，使我们民族文化的人文特色更适应现代科学的时代潮流，更放异彩。
熟悉张世英“四境界”说的人，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冯友兰的“四境界”说。在笔者看来，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作为学生，张世英肯定非常熟悉老师冯友兰的思想，他提出的“四境界”说，应该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启迪与滋养；同时，二者同为提升人生境界的学说，体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对同胞、对国家和民族甚至全人类发展走向的深层关注和深刻哲思，体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同时，二者又存在明显差别，这主要体现为理论基础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张世英的“四境界”说，理论基础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是“接着”而不是“照着”冯友兰的“四境界”说讲的。张世英的“四境界”说，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在现实实践层面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其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探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理想人格建构、中华文化繁荣发展路径的理论结晶。这一学说，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能提供深刻启迪。
张世英是“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倡导者，也是“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他说：“我以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本不应自外于实际生活，哲学家也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否则，哲学便会失去自己的光辉和生命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身上，理论品格与精神品格、治学与为人高度统一。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亲炙于他，之后又不时参与同他有关的重要学术活动或到他家中问讯。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深深感受到他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爱无差等、民胞物与、一视同仁的人格风范。他家的客厅中挂着他自撰和书写的条幅：“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这样一种“万有相通”“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是他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生动体现。这种知行合一的人格风范，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每一位和他有过交集的人。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1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