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光二年，冯世奉内着红色禅衣，外套厚重玄甲，神色凝重地骑在高头战马上，他左手紧紧按在腰间的那把汉剑上，右手轻轻拉着缰绳，此时虽已刚刚过夏，秋意还未浓，但他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少寒意，心里反复念叨：“敌军有三万人，朝廷却派出一万两千人增援多个防区，这场仗要怎么打？！”
念罢，他回头看了看这一万两千名兵甲，然后再将长长的一声叹息吐出；一时间，军队战马马蹄铁掌落在土地上的“噔噔声”，和一万两千名士兵行军的“嗒嗒声”混在一起，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身边的景物也如长了腿般，随着军队的前行而慢慢退后。此时，从长安到陇西的距离正慢慢缩短。
这一切还要从那次御前会议说起。
正是在今年，羌族彡姐部落大约三万众公开挑衅汉廷，其实若具体去看，彡姐部落的叛乱更像是一场蓄意已久的谋划。永光二年的汉朝好似时运不佳，除三月不详的“日食”外，紧接还跟着“降霜”的厄运。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资治通鉴》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资治通鉴》
在封建时代，人们非常看重天象，就拿二月河的《大明王朝1566》来说，就因年初第一场雪未如期而至，明廷各派系下埋藏的“政治地雷”便被迅速引爆；而天启年间的一场大爆炸，更是给了东林党反扑阉党的机会。
综上所述，那就更别提在暖春三月出现“日食”和“低温降霜”，以及“粮食歉收”的事情了。
御前会议
就在全国都认为永光朝时运不佳时，元帝对此次镇压叛乱的结果尤为重视。倘若此时打个漂亮的仗，不仅能够威慑那些心中有叛逆想法的异族，还可以让本朝的百姓们明白，他永光朝统治的大汉依然如日中天。
在此次商讨会议中，主要参与人有丞相韦玄成，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以及右将军冯世奉。“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资治通鉴》
对于此次镇压的商讨，在派兵和解决方略上有两种观点：右将军冯世奉：敌方有三万人，照兵法所说，我们应当翻倍派兵方可无忧，可考虑羌族所用武器粗糙，只需四万兵众。
这是一个武人从战术战略来考虑的。
“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
“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资治通鉴》汉丞相韦玄成：此时国家实力较衰，自七国之乱，巫蛊事件后，天下人心惶惶，而且当下正值秋收，若正如将军所说召集四万兵甲，恐怕不合时宜，一万人足以。
这是一个文人从安民养民的角度去考虑的。“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资治通鉴》
元帝最后的决断是给冯世奉一万两千人去增援陇西一带的防线。
其实，元帝的这个决定实在外行，虽汉朝一万中央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确实足以对付羌族三万余叛军，但陇西一带防线过长，这一万两千人要分别驻守在多个防线内，该增援无异杯水车薪。
于是，原本四万人就能解决的事，后来元帝却用了7万多人。
“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众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资治通鉴》
政策的决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当时局势而言，在陇西已有叛乱发生，此时只有解决这些外患，才能谋求国内民众的休养生息，当时羌族正刚刚起事，中央要是在此时不予以快速剿灭的打击，就会在无形中加大羌族叛军的嚣张气焰，假如时日一长，汉廷将要面对的就不只是3万羌族杂牌军，而是几万，几十万的正规军，若是事态再严重些，一个与汉朝对立的政权就会因其没有及时征剿而建立。
而且，汉廷若是没有及时将羌族叛军问题解决，一场庞大的蝴蝶效应就会被扇起，边境的其他异族在看到羌族叛乱汉廷却没有被剿灭时，他们就会争相效仿，给汉朝稳定带来巨大威胁。
明末时期的努尔哈赤从“十三甲散兵”到“几十万骑兵”就是最好的证明。
“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治制远蛮。”———《资治通鉴》
如果没有看到最终结果，只是单独去思考韦玄成给的建议，你若是汉元帝也一定不会冒然答应冯世奉的要求。首先便是武帝时期穷兵黩武留下的诟病：赋税沉重，徭役频繁等；然后是巫蛊之祸，虽然汉宣帝时期开创了“孝宣之治”，但民众的厌战情绪明显增高，再加上那时正逢秋收农忙之际，此时征兵不仅会导致民间怨声载道，还会让田地里的粮食无人去收，粮食得不到及时收集，就会使征兵较多一带的税收跟不上进度，人民吃不饱，税收交不上，此时就唯恐民变发生；等到那时，除羌族外患之祸外，还会有农民起义等内患之事。老廖的一点想法
不论是韦玄成的建议，还是冯世奉的想法，他们两个的建议都有一定可取之处。首先是韦玄成“安民’的出发点，如果在征集士兵的同时，对参战士兵所属家庭进行赋税减免和一定的安抚政策，可以起到激励和提升士兵作战欲望和所属家庭单元对政府满意度的作用，以此加大政府威望和公信力，对稳定当时动乱的局面起到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