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发轫于隋唐，成熟于北宋。但自始至终，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数量远远多于朝廷官缺，也就是说，科举制中胜出的举人、进士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在科举之后，如何进一步为朝廷选拔官员，一直是大难题。为了让官缺获得合适的人选，为了让后备干部匹配合适的岗位，宋朝人的办法是荐举。
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如何选择管理人员都是大问题。一般来说，通过考试和资历选官最公正最便捷，这两个渠道不容易作弊，对谁都一视同仁。但宋朝人说：法可以治平不可以择材。意思是用硬性的规章制度，凭资历和考试选官，看起来公平公正，但选不出人才。
由考试和资历组成的选拔方式执行起来阻力最小，但是对朝廷的不良影响也最大。考试越严格，选出来的越是善于考试的偏才，而资历不过是混日子的借口。实际上，一个官职的种种要求不可能被一场考试囊括，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也不可能在一场考试中全部展现。完全凭借考试和资历等条条框框选官，是朝廷主动放弃主观能动性，主事官僚尸位素餐的体现。
在宋朝，低层官员升入中层、入职“馆阁”以及许多岗位的人选，都要通过其他官僚举荐。可以这样理解，科举为宋朝选拔人才，而荐举为宋朝选拔官员。
荐举制依靠官员的主观经验向朝廷推荐人才，恰好可以弥补考试和资历选官的不足。一个人到底什么样，只有同僚和上司最清楚，只要举荐人本着公心，朝廷就能够官得其人、量才为用。两宋三百多年，只有六年不行荐举。废除举荐制度这六年怎么样呢？《宋史》中的评价是：可见功过不可见人才。虽然功过分明，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荐举制在宋朝得到推行，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宋朝的中央集权大幅加强，中央能够实现下管三级的官员任免制度，所有政府官员都要经朝廷任命。
其次，宋朝的职位数量同官员数量差值极大，北宋后期的政府职位共计16000多个，而经科举、荫恩等途径选拔出来的官员高达48000多人，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这48000多人就不是国家的后备干部，而是48000多不稳定因素。
第三，宋朝科举制远比隋唐完善，士族阶层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科举选出来的都是平头百姓。官僚集团中没有根深叶茂的大树，荐举制就容易施行。
虽然荐举制备受宋朝人推崇，但是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首先，荐举制对权贵十分有利。宋朝规定从推官、判官级别低层官员升为知县级别的中层官员，需要五封推荐信。没有人脉的低层官员很难凑齐，但如果朝廷有人，五封推荐信就易如反掌。对于这个弊端，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想通过硬性规章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根本不可能，只能是皇帝和大臣坚持不懈的恪守原则。
其次，荐举制容易被人利用，排斥异己、勾结朋党。古代中国各个部门都是首长负责制，得罪领导一个人就是得罪系统所有人，和领导关系不好的人更难弄到推荐信。但凡事都有例外，南宋法官徐应龙违抗上司意志平反冤案，虽然顶头上司的推荐信没有了，但是许多人欣赏徐应龙的精神，推荐信纷至沓来。
第三，举贤难避亲。对任何人来说，将资源分配给同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亲人都是第一选择，要求举荐避亲，既违反人性，也难免疏漏人才。和人性做斗争的制度不是好制度，于是宋太祖诏令：“如有近亲，亦听内举，即于举状内具言。除官之日，仍列举主姓名。或在官贪浊不公、畏懦不理、职务废缺、处断乖违，量轻重连坐。”举贤不避亲，但需要在上任的时候注明推荐人姓名和关系，如果日后贪赃枉法，举荐人要连坐。
为了防止营私舞弊，宋朝用“同罪保举”和严密的监察制度来配合荐举运行。
同罪保举，就是保举人对被保举人长期保持连带关系，被保举人违法，保举人也要出面承担责任。这种处罚同举贤不避亲的连坐不同，可大可小，视情况而定。包拯在知庐州时，一位曾经举荐的官员出了问题，包拯随即接受降级处分。对朝廷的中高层大员来说，慧眼识人也是执政能力之一，举荐一个人才，自己多一块垫脚石，举荐一个人渣，就多一块绊脚石。举荐之前举荐人决定被举荐人的命运，而举荐之后，被举荐人又影响着举荐人的仕途。环环相扣之下，举荐人不得不爱惜自己名节。
御史台主管监察，对每一次荐举都负有监察责任。举荐书一经上交，御史台就会仔细审核被举荐人的履历，如果发现被举荐人确不适合岗位、被举荐人贿赂举荐人等问题，御史台的御史就会毫不留情发起弹劾。
在完善的荐举制度下，宋朝士大夫将向朝廷推荐人才当作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一个宰执不举荐人才，会被人们视作无能。王曾任宰相时，范仲淹正当壮年。范仲淹对王曾十分钦佩，但对王曾不向朝廷举荐人才一事耿耿于怀，甚至当面批评王曾：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
在范仲淹心里，王曾哪哪都不错，就是不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一条说不过去。王曾怎么说呢？王曾说：恩欲归己，怨使谁归？原来王曾一直偷偷的向上举荐人才，只不过把识人的美名都留给了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