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极少数汉臣大学士能够出席议政王大臣会议，已是一份恩宠，故而他们于诸王面前，跪着对答，已成一种惯例。康熙帝接受汉臣的反对意见，规定自王熙起，与诸王会议公事，不必行跪拜之礼。议政王大臣会议，“非大臣跪诸王之地，亦非诸王受跪之时”（《清史列传·王熙传》）。即便见到康亲王杰书这样的少壮派军事权贵，平定耿精忠、击溃郑经退守台湾，建功巨丰，也不例外。
康熙三十年，王熙以足疾请辞，康熙不准，强调他是仅存的先帝老臣，精力衰颓，但老成练达，常伴左右，也使皇帝殊有裨益。直至康熙四十年八月，王熙在阁拜相已整整二十年，才获准致仕。康熙帝特加王熙少傅，于新年上元节宴请他全家，并派侍卫送去“耆老旧德”匾额及楹联，称自己没有哪天不想他，就是他人求赐御书时，康熙帝也感念王熙荣休在家，心里却时刻记挂着朝廷和皇帝。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王熙病逝，圣祖正南巡，特派皇长子、直郡王胤褆和内阁领班大学士马齐，前往祭奠茶酒，并特令胤褆行祭拜礼，举哀致奠。康熙说，大臣过世，皇子前往慰问，“从未施拜之礼”（ 《清史列传·王熙传》 ），但王熙是先帝留下的老臣，必须要胤褆代替他行拜礼。
十年过去，康熙帝追念数十年来的大臣，对王熙的评价甚高，说：“服官最久，尽力矢忠，保全名节”。盖棺再论定，是汉臣难得的荣耀。
虽然那份顺治罪己诏，不论是世祖授意而书，还是四辅臣强奸帝意，皆是王熙不得不写的代笔。无论主使者是谁，都是给先帝的脸上抹黑，使之身后无功留骂名。但康熙帝破天荒地对这个捉刀者，给了顶级礼遇和赞誉。被迫代笔，情有可原。
康熙为了打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的政治理想，以另一种修史争正统的方式沿袭了四辅臣对顺治满汉民族政策的彻底背叛，同时极力诬陷前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魏象枢反对出兵平藩，诬陷汉臣背主、误国。王熙挺身而出，说：“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随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岂不是误国！汉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从分别，岂不是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之名，复何颜立于朝乎？”（《文靖王公熙行状》）康熙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在康熙明确绝对权力意志的独专时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佐君理事之人，大都不敢去触犯康熙帝“欲去之，则尽去之”的底线，但王熙大声说“不”。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大胆！草拟顺治帝的十四款罪行昭告天下，他虽是临危受命，也要担不少被秋后算账的政治风险。他指责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鳌拜及四辅臣背叛故主，反对康熙帝为争满清政权为天下最正的政治污蔑，更是一种冒险。
然而，他在大臣绝对不能侵犯皇帝绝对权威的康熙时代，却得以重用了近四十年，死后还被康熙多次追忆，更被后继之君雍正帝入祀贤良祠，也算是汉臣一大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