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宋代《华夷图》虽然宋朝由于武力不振，在对外交往中，不得不根据情况采取弹性外交做法，以维护现实的政治关系，保障王朝的外部安全。但在国内，宋朝则坚持绝对的华夷观念，通过德运、年号、祭祀等标示正统的制度设计，辽金以外诸政权、羁縻各族的朝贡活动，以及有关华夷的各种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构建并演绎华夷秩序，为宋朝皇帝华夷共主的地位作政治解说，其应对之策和理论来源都是春秋以来的华夷观和“中国”观的框架之内，难以与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意识相联系。
（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的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谭凯认为边境线催生了宋代出现新的“中国”认同，即边境线之内，是为华夏。但从史料中看，我们对宋人这种边界意识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宋朝的边界，其性质终究还是一种边防体系，目的并非是为了区分族群，而是来源于宋朝现实的战略防御思想。另外，根据黄纯艳的研究，宋代没有统一的疆界形态和画界原则，因关系形态不同和变化而形成多样的疆界形态，既有模糊疆界，也有清晰疆界。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的可控和对抗。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其核心是区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除了构建华夷秩序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代的疆界活动总体上仍是对中国古代天下理想与现实应对的交织，具体做法上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但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变革。
（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也同样指出，宋人仍然采用传统的“华夷图”、“禹贡图”来构想宋朝的疆域，使得地图中呈现出来的宋朝疆域与现实中的疆域并不吻合，即便现实中辽朝疆域已经达到长城以南，但在地图上，辽朝仍然被绘制在传统的“北狄”范围中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2016；该书中译本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章）。这说明在宋人的思维中，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依然萦绕于心。
在写作中，我们看到谭凯试图规避简单套用现代西方术语来强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之嫌，但他在分析“宋朝国族主义”时，仍然采用了现代国族主义的框架与标准来加以讨论，并进行类比。比如作者认为，北宋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基本元素很相似。在讨论宋代国族主义与现代国族主义的区别时，作者还是从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国族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国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与国族世界观（nation view）等现代国族主义的概念入手。
总之，《肇造区夏》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详细地讨论“宋朝国族主义”的内容、特点等，展现了作者力图跳出现代国族主义分析框架，摆脱国族主义现代性叙事的野心与大胆的设想。但在具体写作中，作者又无法完全脱离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和框架来分析宋朝史料。因此，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某些结论，而在于对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分析所带给读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