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场集中了当时国货精品的展会最终取得了预期中的效果，时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的秦润卿对于这次展会曾发出过以下感慨：“人莫患于自满与自弃，自满者无上进之志，自弃者无竞争之心。陈列所一比赛场耳。我工商业有出品陈列于斯者，上焉者，当业精于勤，勿故步自封；次焉者，当更改为贵，勿墨守成规。学者专门，理无止境，但能刻苦自求，何不可称雄海上。所幸工商界顺时应势，急起直追……”，体现出了一位爱国商人勇于开拓、创新求变的精神。
时光回到距今近百年前的1921年11月间，一场由“商品陈列所”主办的以“展示国货”为主题的展会，正在当时位于苏州河畔、现河南北路近天潼路处的“商品陈列所新楼”（此楼现已不存）内举行。这是一幢新落成不久的大楼。观展者们在这次展会中一睹国货风采并寄托美好愿望。
原上海总商会门楼
据1921年11月2日《申报》报道：“昨晨十时总商会举行商品陈列所开幕典礼，中外各界来宾如美国商务参赞安立德，瑞士、比利时、瑞典等国领事，农商部代表王赓廷道尹，江苏省代表沈韫石知事，淞沪护军使代表陆达权，税务处督办代表姚文敷，上海造币厂厂长萨桐生与报界人士等数百人。聂云台会长主席……马相伯先生演说”，马相伯在演说中要求观展者不要只停留于对于展品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应更注重于对于展品的研究，切勿辜负商会诸君提倡国货的热心。马先生演说毕，众咸鼓掌。在这次为期约一个月的展会中，累计到会观展者达61000人次，这个数字在当年也可算得上是“观者踊跃”了。
那在这样一场“以国货为主题”的展会中，究竟又有哪些国货能有机会进入到展柜中一展风采呢？我们从1921年6月17日《申报》的一则报道中大致就能看到其中的概况，在这则名为《商品陈列所征集商品规则》的规定中有这样说明到：“本所征集之商品，必须具有左列要素之一：（一）现为国际贸易品及将来可推为国际贸易品者，（二）每年产额已在国内各商埠推销甚广者，（三）有足供参考改良之希望者，（四）认为有商品之价值者；凡属左列各项之物品，本所概不征集：1、制造在十年以前者，2、有危险之虞致损害他物者，3、有碍风俗秩序及卫生者，4、认为无商品之价值者。”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字说明中，我们看到了当年这些工商界前辈们在对于挑选展品上所秉持的“认真严谨”的评判标准。此外这次展会在对于展品的布置上也是基本做到了“分门别类”，内有美术、饮食品、农林园艺、机械、染织工业、制造工艺、矿产、水产、化学工业、药品、科学仪器、狩牧十二部，给参观者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参观指引。
这一场集中了当时国货精品的展会最终取得了预期中的效果，时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的秦润卿对于这次展会曾发出过以下感慨：“人莫患于自满与自弃，自满者无上进之志，自弃者无竞争之心。陈列所一比赛场耳。我工商业有出品陈列于斯者，上焉者，当业精于勤，勿故步自封；次焉者，当更改为贵，勿墨守成规。学者专门，理无止境，但能刻苦自求，何不可称雄海上。所幸工商界顺时应势，急起直追……”，体现出了一位爱国商人勇于开拓、创新求变的精神。继这次展会以后，在上海总商会时期，还举办过以“全国蚕茧丝绸”“化学工艺”“夏秋用品”等为主题的展览会，均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为当时的国货领域提供了优质的展示平台。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大楼旧照（来自《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一书）
寄托着参展商和策展商和观众愿景的活动，究竟是如何举办起来的？一切都还要从一个名为“上海总商会”的组织说起。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1902年诞生在当时南京路五昌里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初建时是一个汇集当时上海各绅商代表于一体的商业联合组织。1902年奉清廷之命在沪与各国修订商约的吕海寰、盛宣怀等官员深感“当时上海为通商首埠，洋商总会林立，各国洋商与其使臣日夕聚议，咨访精详，而华商毫无准备，且向无会议公所，若不立即设法补救，势必使彼尽得要领而事事占先，我则茫无头绪而看着落后，不免坐失利权，听命于人”，于是便有了同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这个应“商”而生的组织后于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又于1912年6月正式改组成为“上海总商会”。
原上海总商会大楼
令人费解的是，早在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期就为举办“商品展览会”而设立过“商品陈列所”建设目标计划，却直到1915年时才最终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这里面又有哪些原因呢？
如发生在1909年至1910年间的“橡皮股票风潮”就对当时“上海商务总会”的发展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此事因“外国投机客利用20世纪初汽车工业兴起后橡胶制品（主要是轮胎）需求量猛增的机会在华大肆炒作橡胶公司股票”而起，曾一度在国内引发抢购“橡胶公司股票”的热潮，后来随着全球橡胶价格的下跌，这些橡胶公司股票在随之变成废纸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国内金融秩序的动荡以及市面的大萧条，大量钱庄接连倒闭。后来“上海商务总会”为稳定市面还积极游走于中外各大银行间为筹集借款而东奔西忙，为挽回这次金融风潮所带来的损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客观上也迟滞了商会自身的发展。又如，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上海商务总会”还曾为新生的上海军政府积极奔波筹饷，据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一书中所述：“光复上海后，上海军政府的财政全靠上海商务总会维持。为继续北伐推翻清政府，上海商务总会为军政府垫银180万两……至1913年初，沪军向上海商家的借款达300万元之巨，都是通过上海商务总会筹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