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上文所述，“上海总商会”于1915年将“商品陈列所”建设目标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后，“商品陈列所新楼”是否就被很快建造起来了呢？也没有，从此事被提上议事日程到“商品陈列所新楼”的竣工之间又度过了较为漫长的5年时间。我们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一书中收录的一份1916年时上海总商会《关于如何筹募建造商品陈列所经费的讨论》的史料中，就可以品味到当年建造新楼时的艰难，笔者选取其中主要部分罗列如下：
陆费伯鸿君：创设商品陈列所为商会应办之事，该屋一定要造。至筹费一层，鄙意入会各业共有二百余家，由各业加缴一年会费为建筑之用，尚属轻而易举，建筑有余即作开办经费。
诸人龙君：今日各业代表未曾到齐。加缴一年会费，万一各业中有不愿意者，拟作何办理？还是分向各业劝募，多寡听其自便较为妥善。
祝兰舫君：加缴一年会费办法极善，鄙人首先赞成。
王介安君：国货维持会正在议设陈列所，彼此为振兴工商起见，可否讨论合办之法？
张乐君君：王君所言与鄙人意见相同。
沈副会长：此案之提议，其最要问题即为筹募建造经费。究竟陆费伯鸿君所提之办法，诸公是否赞成，请举手表决。
诸人龙君：此议如表决，未免近于强迫。非鄙人故为反对，因募费必须出于自愿方有结果。
……
从以上这段“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总商会内部就如何具体落实建造“商品陈列所新楼”一事上仍然存在有较大分歧，有的主张“各业加缴一年会费”、有的主张“与其他组织一起合作建造”、还有的则主张“缴费多少全凭自愿”，如此上海总商会建造“商品陈列所新楼”一事进展依旧十分缓慢，而这其中“当时上海华商领域内经济状况的捉襟见肘”，应该就是造成这种局面最为主要的原因。
1920年8月在新一届上海总商会的改选中，随着以聂云台、秦润卿为代表的更多新兴实业家、金融家的成功入选，上海总商会开始呈现出了一番崭新的面貌。就在当年“商品陈列所新楼”竣工后不久，新一届的上海总商会即着手组建商品陈列所委员会并向全国征集优质商品，以用于布置陈列室备展，会董简照南经营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专门捐助股票1500股以充作陈列所的日常经费……
终于，商品陈列所里的展览会举办起来了。不仅如此，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委员会为了进一步提升展会质量，还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总结出了不少对于参展商品新的评判标准，如在1923年10月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以化学工艺品为专项内容的展览会上，时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的方椒伯在开幕词中就曾提到：“对于展品的选择，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委员会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宗旨：（一）为我国历史上有名之产物而于出口贸易上占有巨额之销场，（二）普通日用必需之品其消耗量至巨而现尚不能适于自给自足之域，（三）现时消耗量虽不巨，然可以为将来一国工业之母，而此等事业仅属粗有萌芽者。”
正是在这样精益求精以及放眼未来动力的推动之下，不少国货产品在商品陈列所展出的同时，其出国参赛的机会也逐步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开始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并展示出未来中国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