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何止是蔬菜，柑橘、甘蔗等不少水果都是被霜打过之后更为甜美可口，因为这些果蔬启动了“防冻保护模式”，用糖水冰点低来保护自己。比如青菜——青菜本身含有淀粉，淀粉既不甜也不易溶于水。霜打后，青菜里的淀粉会降解，转化为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糖分能增加青菜的抗冻性，使其不易被冻坏。北方人钟爱的大白菜、南方人青睐的小油菜、莴笋、白菜薹等都属此类，经霜打后口感更好，而且容易煮软。王景彝《琳斋诗稿》有句：“紫干经霜脆，黄花带雪娇。”民间亦有“梅兰竹菊经霜脆，不及菜薹雪后娇”的民谚，霜打后的果蔬居然能卓然凌驾于花中四君子之上，却不知吵嚷着“无竹令人俗”的苏轼做何感想呢？
放下了锄头，农人们方才有了丰富的时间准备各种仪式活动。作为秋天最后的节气，霜降受到了百姓普遍的重视，各地如祛凶、扫墓等习俗林林总总，祈求的则是殊途同归的来年风调雨顺、生活幸福安康。
明清时期，霜降习俗品类丰富且颇有趣味。广东高明一带，霜降前有“送芋鬼”的习俗。村民们会聚集起来，用瓦片垒成一个梵塔，然后点燃堆在塔里面的干柴，柴火烧得越旺越好。直至大火将瓦片烧至通红时，人们推倒梵塔，然后将芋放置在烧透的瓦片下，称为“打芋煲”，待芋被烤熟后，便将瓦片都丢至村外，即称之为“送芋鬼”。明人将重阳与霜降结合，在深秋时节吃“迎霜麻辣兔”、饮菊花酒；清人还有在霜降期间吃迎霜粽的习俗。当然，霜降的氛围也可以很热烈——在京城、苏州等大都市，霜降后斗鹌鹑赌博则广为流行。将鹌鹑藏于彩色袋中，如果天气过于寒冷，还要外加皮套，笼于袖中，聚而斗阵。好斗的鹌鹑显然奇货可居，正如陆启泓《北京岁华记》描绘富家子弟所说的那样：“霜降后，斗鹌鹑，笼于袖中，若捧珍宝。”当然，对于这些市井顽主来说，霜降背后的耕作之苦就显得过于遥远了。
似乎大自然也了解到了霜降对于寻常百姓的重要，于是通过一封特殊的“函件”提醒人们这一时节的到来，这封“函件”文人们称为霜信，信中的“字句”则是鸿雁南飞的轨迹。元好问《药山道中》诗云：“白雁已衔霜信过，青林闲送雨声来。”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解释写实些，提到北方的白雁“秋深方来，来则降霜。河北谓之霜信”。从劳作需求的角度来年，农人们一定比文人更在意这一暗示，但“碓头没糠”“米谷满仓”之类的俗语，到底是不如霜信一词来得雅致。这其中的不同，也牵引出霜降的另一番风情。
诗家的歌赋
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眼中的霜降，当然也是诗性的。
霜降的前一个节气是寒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二十四节气解》云：“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季节由秋入冬，阳气由收到藏，露也凝结成了霜，这种浪漫的转化，赋予了霜降与生俱来的文学气质。因此，诗人笔下的深秋，露与霜往往结伴而行：曹丕的《燕歌行》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左思《杂诗》有“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皆是露霜并用。
古人眼中，露是液态的霜，霜是固态的露，但露是润泽，霜却有了更复杂的意味。《礼》云：“霜露既降”。郑玄为“霜露既降”一句作注道：“感时念亲也。”这种念亲之感一经点破，遂成为后世文人对霜降的普遍感知，乃至于在无霜的季节也不免联想到霜，并由此联想起万里之外的故乡与亲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李白《静夜思》写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哪怕只是“疑是”，也足以勾起诗人的思乡之情。而在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受降城下月如霜”，依然只是“月如霜”，却不由得不使“一夜征人尽望乡”。元稹亦在“咏廿四气诗”的《霜降九月中》里写道：“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
游子见霜降而思乡念亲，亦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正途，而参与科举、求取功名，在农耕社会里造就了数量众多的游子。在唐代，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的士子应在十月集中到京城应试，离京城较远者就必须在秋季八九月间出发，霜便成了游子诗中最常见的歌咏物之一。
游子的霜诗，最著名的莫过于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的传唱度无需赘言，然而从霜的视角来看，这首诗却多少有些无理。霜是附着在物体表面所形成的水汽凝华，绝不可能漫天飞舞，恰如王充《论衡》所言：“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非从天降。”张继眼中满天的霜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大约只有诗人自己能回答了。
从空间维度来看，霜降能够跨越千里，勾连起游子与故乡亲人的情感联结；而从时间维度来看，一岁一度的霜降，也令霜成为可以用来计算时间的尺度。如贾岛《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向咸阳。”范成大《赠书记归云山》：“一枕清风四十霜，孤生无处话凄凉。”汤显祖《刘君东下第南归》：“漠漠蒹葭映夕阳，同人秋鬓十三霜。”十霜即是十年，只是“年”一旦成了霜，这悠悠岁月就显得格外漫长了。
行伍的旗纛
如果说霜降在农人眼中标记着劳作的节奏，在诗人眼中渲染着思乡的情怀，那在军人眼中，这个节气则代表着一年一度专属于行伍的浩大典礼。
张怀瓘《文字论》中有一名句：“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依据这个标准，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两分两至”以太阳运行为参照，当属“天之文”；而霜降与雨水、惊蛰、谷雨、白露、寒露、小雪、大雪八个节气以山川大地为参照，当属“地之文”。而在这八个“地之文”节气中，唯有惊蛰与霜降安排了国家祭祀：旗纛祭祀。
《明会典》中载：“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若出师，则取旗纛以祭；班师则仍置于庙。”所谓旗纛祭祀，是一种军中专祭之礼。《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这里的“祃”即为旗纛祭祀，郑玄在注中解释道：“祃，师祭也，为兵祷。”大约是旗纛祭祀之礼在东汉时期已经式微，因此郑玄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其礼亦亡”。明朝建立后，对历代礼仪多有继扬，旗纛祭祀也由此焕发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