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青年考古队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供图
8月24日，三星堆8号坑提取大型神兽后全体工作人员在坑上合影。 余嘉/摄
三星堆8号坑发掘人员在认真清理大型神兽与青铜神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供图
“既然选择了考古，那就要一条道走到底，而且要走得精彩纷呈。”有“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之称的三星堆遗址是年轻人心中的“网红”，一起“出圈”的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
长期以来，考古都被看作冷门专业和艰苦岗位，但在冉宏林看来，“俯首于田间地头是自己无悔的选择，新一代考古人正在用青春的力量发掘着中华文明瑰宝”。回想起在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迸发出的“创新火花”，冉宏林觉得和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有着莫大关系。
在三星堆祭祀遗址区的新一轮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北京大学的考古队负责8号坑的发掘工作。俯身于悬空操作台，定位坐标、拍摄、记录……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何晓歌是唯一全程参与北京大学在8号坑田野工作的学生。她说，“在田野里探寻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资料去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其中最主要的研究途径就是通过田野考古的发掘调查获得文物资料、文化遗存，这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
早在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就在河北邯郸独立开展了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形成了包括两个半月的田野发掘、半个月的调查、一个月的室内整理和编写实习报告等工作流程的“北大模式”，如今已成国内高校考古学科广泛采用的田野考古教学模式。
60多年来，北大田野考古教学去了河南洛阳王湾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宁夏盐池张家场遗址、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山东临淄桐林遗址……
从翻山越岭到运用无人机、遥感测绘等技术手段，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眼中，考古工作方式虽日新月异，但北大考古人对田野的热爱依旧炽热，“一代代北大考古人行走在田野上，新生代的90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北大精神”。
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并不会每天遇到很多“宝贝”，破碎的陶片才是常客
谈到考古，你会想到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被“可可爱爱”的三星堆青铜器吸引，会对纪录片中神秘的考古遗址好奇，也会被博物馆展览里摆放的精美展品所震撼，但真实的考古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今年9月，一批北大考古师生来到山东临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吴安琨就是其中的一员。“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未知，找到新事物，可以带来很强烈的获得感”，第一次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他还有些新鲜和兴奋，迫不及待地想去自己“守护”的探方进行挖掘工作。
在发掘期间，这支田野考古实践队主要工作是，在各自负责的探方里不断进行刮面，寻找判断一级单位，再对器物进行清理、画图记录，最后通过探方日记的形式把发掘过程记录下来。
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很快吴安琨便遇到了最具挑战性的事。“进行刮面时，经常遇到土质土色难以辨别的情况，无论刮面多少次，都无法清晰找到不同单位之间的界限，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何晓歌也遇到过相似的困惑。曾经，为了寻找一段古城墙，她跟随钻探队在野外勘探了半个多月，每天起早贪黑，却一无所获。“考古是一项漫长的工作，也许在别人眼中我们寻找的是废土，但推进科学研究的精神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们前进”。每一次自我怀疑，换来的是考古队把探勘范围拉得更大，直到顺着线索找到古城墙。
对吴安琨来说，他只有一遍一遍地刮面，一遍一遍地找界限，“这是一个静下心来去寻找考古工作意义的过程”。
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并不会每天遇到很多“宝贝”，破碎的陶片才是常客。一片陶片、一片瓦片，每一片都需要清洗拼对，也许可以拼凑成功，也许孤立零散……
“在田野里，我们看到地层，亲手摸到器物，去刮面、画线，历史就在我们手中一点一点呈现。”20岁的何心玥是前往山东临淄的考古队员之一，对她来说，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考古挖掘看似是一件枯燥单调的活儿，却让她非常享受历史在自己手中划过的感觉。
曾经，冉宏林也担心过年轻人对精细化发掘的作业方式有想法，希望赶紧亲手发掘出能进博物馆珍品区的“大宝贝”。后来，看到师弟师妹们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还常常对发掘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和钻研，冉宏林仿佛看到了当初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自己，“考古工作的价值在于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保持踏实平和是北大的传统，也是中国考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