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不会跟爸爸一样，快要死了。”这个刚过完14岁生日的女孩哭着问母亲。为了准备手术，她剃去了及腰的长发。
魏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安慰女儿“不会的”。“陪着女儿一起”，她把自己的长发也剪了，跟孩子挤着肩膀自拍，开玩笑说“这是我家小儿子”。
去西藏打工的事情搁置了，魏萍带着小雪辗转了几家医院，最终来到岳池县人民医院。时隔一年，魏萍的生活再一次以医院为中心，一天24小时几乎都在女儿的病床前度过，失去收入来源。这个家庭去年背上的外债迅速翻番，累积到20万元。魏萍则迅速消瘦，半年的工夫，从110斤掉到了90斤。
“有没有手工活儿介绍给黑妹我做？”她在朋友圈里求助，“什么活儿都可以，能吃苦不怕累，要求不高，只要能挣生活费就可以，手不算很慢。现在没有办法出去，只能待在家里。”
她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她连续借了3次。魏萍已经不敢想象，钱什么时候能还上了。
医院帮她请来华西医院的专家，为小雪做手术。术后，小雪开始接受放疗。但医生提醒魏萍，小雪的病情很严重，即便做了手术，复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今年6月底，女儿的放疗结束了，魏萍带着她回到花板乡的家里。女儿看上去正在好转，体重涨了些，身高也长了1厘米，胃口似乎也好了。
仅仅过了不到一周，小雪的颈椎和小腿开始疼痛。7月4日晚上，魏萍帮女儿洗澡，突然间，小雪发作癫痫，之后失去行动能力。
魏萍带着小雪，当晚就回到岳池县人民医院。安置好女儿后，她才发现自己一路赶来，连鞋子也没穿。
第二天，小伟回老家帮母亲和妹妹取生活用品。在坐公交车回县城的路上，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突然晕倒了，被送到了医院急诊科，很快被确诊了尿毒症。那时，他刚接到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正在等待疫情过后学校开学。
魏萍蹲在医院的急诊大厅里，哭了出来。
“后来我在群里求助，没人帮我。”她有点难过地说。
小雪想过把肾脏捐给哥哥，但很快得知，肿瘤患者的器官无法捐献移植给其他患者。最终，他们决定将眼角膜捐给爱迪眼库，将遗体捐给川北医学院。
魏萍想到了自己的肾脏。近一两个月，她奔波在成都市和岳池县两地，接受体检、肾源配型，等待结果。最新的体检结果显示，她的肝脏有“不均匀改变”，疑似有“实质损害”，她推测可能因为自己“太累了”，长时间“休息不好”，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要做肾移植手术，这位母亲担心自己和儿子都太瘦了，“贫血，营养不良”。
小雪去世当晚，魏萍一直坐在她床前，攥着她的手流泪，小声试图跟她说话。小雪当时已经陷入了浅昏迷状态，却也一直在流泪。
医院通知了当地红十字会，以及接受捐赠的两家机构。从南充赶来的爱迪眼科的医生看到，这位母亲正在填写申请表。
由于小雪罹患的是头颈部相关的肿瘤，他们征得魏萍的同意，采取了摘取全眼的方式，以方便后续检测。
捐献女儿遗体的事上了新闻，突然间，魏萍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网络中。电视台和网站的记者也给她打来电话，这有点吓到了她。
“没想到搞这么大，有点内疚，好像我在利用女儿似的。”她抓起手机翻翻微信，里面有各种媒体来联系她的留言，看几眼又放下，反复几次。
最终，她带着些许惶恐的神色感慨：“都有点后悔了。”
她一直惦记着女儿的眼角膜，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用了。红十字会的人告知过她，捐献遵从双盲原则，受助者的信息不能告诉她，但如果移植成功，对方承诺会通知她。目前，小雪的眼角膜还在检测阶段。
这个姑娘成绩一直很好，梦想是考上浙江大学，将来当心理医生。魏萍抱着一丝期望，她盼着那个接过了小雪视力的人，或许会去浙江，帮小雪看一眼校园。
来源：中国青年报
那阵子她总是哭，大多数时候要躲着两个孩子。她想跟人说说话，但这样的发泄也不得不克制，“谁愿意总听这个呢”。她会躺在医院病房的折叠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压着嗓子哭。哭完就爬起来，继续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
“我原本很乐观，爱唱歌爱跳舞。”这个佤族女人坐在儿子的病床前，咬着指甲发呆。一份又一份重担接连砸在她肩上，拍摄网络短视频成为她发泄的一种方式。在镜头下，她压低声音啜泣着。进度条十几秒，从头拖到尾，没有倾诉也没有嚎啕，只有小声的啜泣。她发现隔着屏幕、面对陌生人的自我袒露，对她的情绪缓解是有效的，一条又一条安慰的留言，也让她感觉好些。
“要不然我早就疯了吧？”她低声自问。
魏萍尽量维持着肩上扛着的生活的尊严。她在病区盥洗室的大水池，把衣服搓洗得干干净净，晾在楼道的窗户前。有时她回乡下家里办事、取东西，穿脏了白色的旅游鞋，回到医院一定会重新把鞋子刷成雪白。没法洗澡，她就用毛巾擦洗。她仍然保持化妆的习惯，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
病床下面放着一双粉色高跟鞋，是她去年买的，花了50多元，但她几乎没有机会穿。
医院给患者家属提供了陪床用的折叠床，魏萍算了算，这一年多，自己有超过一半的夜晚，睡在这张金属骨架的硬橡胶板子上，睡得腰酸背痛。实在受不住了，她就跟孩子在病床上挤一挤。
其他病床偶尔会空出来，她可以去蹭一宿。但更多时候，无论是肿瘤病区还是肾病区，所有的住院病房都安置得满满当当，甚至得在过道里加床。
魏萍通常陪在情形更糟的女儿身边。孩子们的姑姑赶来，照顾了小伟一个多月。小伟和小雪兄妹俩隔着那座小花园，有一阵子，谁都没法去看谁。小伟每天跟妹妹视频聊天，确认小雪的情况。后来他好一点了，能下地了，就穿过小花园，走到妹妹的病床前，握住她的手。
“吃早点了吗？”早上，魏萍给儿子打电话。
“吃了，你呢?”
“吃了。”
实际上，两个人谁都没有吃。他们的银行卡上已经没有任何积蓄了，当时吃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身边或网络零星的捐赠。
“我已经没钱吃饭了。”她曾在电话里跟朋友苦笑着说，被病区的护士听到了。
即便是在见惯了生死与苦难的肿瘤病房里，魏萍一家人的遭遇，仍然让医护人员感到心酸，他们在科室的工作群里募捐了5000多元。几天后，肾病区的医护人员也发起了同样的募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