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年代磕碰中的“作曲家马勒”的身影全然没有指挥台上的马勒那么傲岸。在马勒生前，尘俗眼光中的“作曲家马勒”是肤浅、陈旧、臃肿音乐的制造者。维也纳音乐界的保守势力质疑马勒的庞大叙事，回绝他的交响富丽，有些人更以种种理由进犯他音乐中的稠浊与野蛮。
虽然处于日落西山的浪漫主义傍晚，欧洲乐坛仍然耐心肠等待着在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之后，能够呈现传承、发扬德奥交响曲传统的大师，他们需求的仍然是纯洁的浪漫、崇高的宏伟和抒发的洒脱。但是，马勒交响曲的分量、厚度与艰深，粉碎了这些人的等待，他彻底打破了那种形似正宗的德奥交响曲传统“守护神”的浪漫梦想。所以，对“作曲家马勒”的认同感很难盼望在那个年代得到真实的完成。
马勒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的音乐创造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含义。他在世时就曾预言：“我的年代终将降临。”据马勒的妻子阿尔玛回想，马勒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著作是“未来日子的一种先现音”。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勒谢世50多年后，他的音乐总算得以复兴。美国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以其热心汹涌、极具戏曲张力的个性化诠释推翻了从前许多人对马勒交响曲的知道。“当说到马勒一词时，在我脑际天然显现的形象就是一个跨在‘1900’这个美妙的分界线上的伟人。他站立着，左脚坚决地扎根于他所酷爱的19世纪，而右脚则没有那么坚决，在20世纪寻觅安定的土地。一些人以为他没有找到立锥之地，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假如他没有在某处落下沉重的脚步，20世纪的音乐就不会是现在的姿态。”伯恩斯坦的这通感言宣布时，马勒现已逝世半个多世纪，这样的高度评价在“马勒复兴”的初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至今日，当咱们从头阅览这段爱情真诚、形象生动的文字时，仍然有着情感的共识，更有理性的深思。
本年是马勒谢世110周年。马勒有那么重要吗？答复是必定的。马勒的音乐创造不只“唱出了对19世纪浪漫主义最终的挽歌”，而且为20世纪现代主义奏响了响亮的序曲。从这层含义上讲，咱们能够套用保罗·亨利·朗论及贝多芬时的说法：马勒也像雅努斯神相同有两张脸，一张脸面朝后，向浪漫主义做最终的离别；一张脸面朝前，向未来呼唤，是20世纪音乐（尤其是新维也纳乐派）的带路人和导师。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栏目主编：黄玮文字编辑：陈俊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