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称为“街友”，街上的朋友。他们为“街友”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心理上的关怀，甚至帮一些不知家在何方的“街友”，找到了回家的路。
“好久不见，你该换口罩了，给你一个口罩。”
“最近干活辛不辛苦？”
“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再捡酒喝了。”
“每天记得去饺子馆吃饭，你们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我们也高兴。”
穿梭上海火车站，金建和常年流浪在火车站附近的流浪者们聊着天，询问近况。
金建是一个名为“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这个公益组织作为政府力量的补充，专门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金建不喜欢“流浪者”这个称呼，他更喜欢称他们为“街友”，街上的朋友。
“他们的生活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很难去理解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他们是迫不得已的，大多数人怎么可能愿意选择在街上流浪，在街边睡觉，风餐露宿的生活呢。”
“街友”们的人生过往，并不会影响金建和志愿者们的判断。他们只提供必要的帮助，而且这种帮助，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是金建和伙伴们共同定下的规矩。
“我们是有些松散的志愿者组织。开始，也是觉得这个群体很少能够发声，社会不是很关注。所以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力量，让这个群体获得一些帮助。”
2011年，“流浪者新生活”成立，通过“公开募款”的方式获得资金，以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人。2014年，热衷公益的金建了加入了这个组织，此后因为一次次改变了“街友”们的人生，而获得极大的自我认同感，因此将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了这项公益中。几年间，他们陆续帮助不少的“街友”结束了“流浪”的状态，有些劝回了家，有些送进了养老院安度晚年。
即便做得不少，但志愿者们却都不爱“露脸”，不善宣传。然而，就是这个有些小众，又格外低调的组织，前不久却出了名。
在“流浪者新生活”的帮助下，靠着对于家乡仅有的一些记忆，两位听障“街友”陆续成功回家。新闻媒体大幅报道，并冠以组织的志愿者们“福尔摩斯”的评价。
而随着故事传开，越来越多像小胖、小花这样想回家的听障“街友”纷纷登门求助，其中就包括流浪上海25年的小胡。
“他说刚刚来上海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火车站的门口，睡在过道上。”
通过手语翻译魏巍的解释，记者才看懂了小胡想要表达的意思。魏巍也是这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他本身也有听力障碍，但通过训练学会了说话，且能看懂唇语。因此，帮助听障“街友”寻亲，魏巍就充当起了志愿者和“街友”之间沟通的桥梁。
“他说坐大巴来上海的时候，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他说从老家9点发车，到上海9点半，刚好24小时。花了50元钱。”
“他说当时帮人推车，一趟2-3块钱，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挣50元或者60元一天。晚上就在过道睡觉，白天就再出来挣钱。”
这一天，魏巍陪着小胡一起回忆和家乡有关的事情。志愿者们试图通过小胡回忆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帮他找到回家的路。“我把小胡的新情况打成文字，发到志愿者群里，我们讨论一下后续怎么调查。”
根据小胡的回忆，1995年，当时15岁的他悄悄拿了家里的200元钱，为逃避父亲责骂，阴差阳错乘上了开往上海的大巴。下车后，他一片茫然，不会说话，不识字，也不知道家乡的名字和方位。于是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采访中问起对于家人的印象，小胡表示他还记得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们的样子，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知道亲人们是否都有了变化。
其实，在这次求助之前，小胡自己就曾乘火车到苏州、杭州、无锡、南京等地方去找过家，但都没有结果。而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也曾经帮小胡采集过血样以进行信息比对，但可惜并没能从数据库中找到他的亲人。加上小胡是听障人士，不会说话，不会写字，寻亲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当年离家出走的男孩，如今常常因为思念家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信息排除。像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家是平原地区，冬天的时候他们家才会下雪，积雪有30公分厚，还有就是冬天河面上会结冰，小孩可以走。而且他当时是从老家坐车到上海，花的是24小时，那这个距离来讲就是1000公里左右。再交叉比对一些其它的信息，比如说他们家附近有种水稻，水稻是种一季的，然后也有种小麦和麻。”天天，“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她说通过之前几次成功的寻亲经历，志愿者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相对高效的寻亲方法。虽然这套方法依然是大海捞针，但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寻亲成功的突破口。
“像小胖就是认出了家乡的鸡峰山，找到突破口的。而小花，是认出了家乡的苗族服装，极大地缩小了找家的范围。”因此，半个月内，志愿者们和小胡陆续展开了七次沟通交流。根据小胡提供的地形、气候、交通距离等线索，志愿者们层层深入，把范围缩小到了河南、安徽两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