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婴幼儿工作的徐磊认为，由于托育人数较少，房租和人力成本又过高，目前大多数托育机构只能走“高端”的路线。“基层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比如一个在工厂流水线打工的工人，想把孩子带到大城市带到身边，他一个月挣个七八千，再租个房子，但是高端的动辄就4000块钱以上，一年就四五万，他们上不起。”
张云鹏指出，一个家庭目前能够接受的托育价格的极限，一般是女性工资的60%。按照工薪阶层平均4000～6000元的月薪计算，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能够承受的托育价格在3000元的水平。“作为机构的运营者来说，即使是公立的不赚钱，但是也不能赔钱。在北京，即使算上补贴，托育产品价值的正常水平也会在7000元以上。”
“如果按照7000元来看，这个数字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它都不是普惠，所以目前势必托育是一个小范围的可以运营的阶段。”张云鹏说。
托育离普惠还有多远？
从机构运营角度来看，提升入托率与幼儿园入园率的逻辑并不相同。
根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幼儿园达到28.12万所，毛入园率达到83.4%。张云鹏介绍，一般情况下，一个幼儿园可以覆盖3.5公里的面积，如果这个范围内有超过2600户家庭，就可以支持一家新的幼儿园。而8000户的覆盖面内，只需要一个托育园就足够了。
但对托育而言，张云鹏相信，一般女性能够抱着孩子送托的面积容忍度大概在半径750米的范围内。这也就意味着，托育的机构应该是“小而精”，要密集，大型的店面并不可行，幼儿园的建设方式并不适用于托育。
董栩也表示，四五线城市的托育机构多是以早教来转化托育，场地一般较大，但是在托育较为先进的国家与地区，运营模式多是小而精。同时，对孩子来说，小的地方也更容易建立安全感。
张云鹏建议应该鼓励房地产经营机构自主地推行托育的业务。“我们和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商合作，他们免掉了我们的房租，这样经营下来，客户数量很高。所以还是希望一些财务机构提供一定的支持。”
普惠意味着限价与限利。张云鹏认为，在具体层面，需要明确是否完全限价，而作为商业机构则需要一定的盈利空间。如果要实现最大程度的普惠托育，张云鹏觉得成本较低的家庭式托育或许是当下的最优解。
但是，对于家庭式托育，由于家庭托育的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太健全，当前不允许使用家庭的自有住宅作为营业场所。董栩就表示，自己所在城市的家庭式托育早已被取缔。但是，国内也有部分地区逐渐开始开放家庭式托育的概念。
在2020年的托育服务发展论坛上，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也表示，应尽快研究家庭托育发展的管理规定和规范标准，支持家庭托育有关试点项目，并适时总结和推广。
虽然从2018年起，各级政府就针对托育问题陆续出台相应政策，住建部、卫健委、教育部等部门也就托育发布多项规范性文件，但是针对托育机构的管理仍然十分混乱，频频出现无人负责的情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目前我国托育市场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多数城市、地区都未有相应的规范。在目前的情况下，短期内要建立什么样的规范，以及由哪个机构、哪个部门来规范，都未能确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介绍，从发达国家的托育服务发展看，0～2岁托育主要是照看服务，强调安全、卫生，因此，主要由卫生部门、民政部门负责；2～3岁托育已经有早期教育的内容，因此纳入学前教育体系，提供2～6岁学前教育。
熊丙奇指出，我国0到3岁的托育基本全部由市场供给，目前的发展方向主要还是“政策引导，普惠优先”。但是，发展托育服务，关键在于要明确托育服务的普惠性，除了制定标准，政府还得履行自己的责任。托育的普惠需要有财力支撑，这进一步牵涉到增加教育投入，以及根据新的理念进行教育经费的重新分配问题。
（编辑：黄玉璐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