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家庭下，寻亲是禁忌。年轻时，孙保卫曾来到上海，在原“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门口，他驻足很久。多年前，他从这里北上内蒙古大草原，此后的命运发生转变，此前的与他相关的一切则彻底留白。他也好奇这处空白背后藏了什么，只是那次，他迟迟没有进入福利院，养父母尚在，于他有恩，对他而言，寻亲意味着忘恩与伤害。
2006年，逢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三千孤儿”中许多人受邀参加，只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就来了20多个，活动持续三天，热闹非凡。孙保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他的养父母已经去世，他才开始陆续与其他孩子有了联系。
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活动邀请不少上海孤儿参加，宝德和孙保卫都在其中
“回去寻亲的愿望大家都有，尤其是过了60岁，生活稳定下来，就会有疑问，到底我们的根在哪？”答案至今是未知的，孙保卫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没什么希望了”。
同样的话，宝德从家人、亲友以及其他孤儿那里也听到过许多次，寻亲的念头因此也一点点的往下压。
直到2017年，锡林浩特来了几个寻亲的南方人，其中有个哥哥，在大饥荒中弄丢了妹妹，之后找妹妹找了50年。“他在锡林浩特验了DNA，竟然真找到了妹妹”，那一年，妹妹已经64岁。
听到这个消息，宝德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想着“这次说什么也得做DNA”。后来宝德去了，只是老乡劝她：“年轻时也许还有机会，咱们这个年龄就不必要了……”那一次，宝德犹豫许久，终究没验成DNA。
最近几年，儿女相继成人、成家，宝德也把牧场大多交给了儿子打理，压在身上大半辈子的担子，忽然之间就轻了起来。闲暇时，宝德愈发想去上海看看。
“也不一定寻亲，去踩踩生我的那块土地也成。”只是，宝德的想法至今没得到家人的支持，因此只能搁置。
国家孩子
事实上，2002年，28个孩子中的10多位曾回到上海寻根访问。
当时他们已是中年，其中有医生、教师、牧民、高级工程师，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员。如今他们都是过了60岁，大都已经退休，却仍未找到当年的亲人。
关于“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都没弄明白，更遗憾的是，其中已有三位孩子离世。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三千孤儿”如今成为了彼此的亲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称呼——“国家的孩子”。
“大约是智能手机普及后，无论是四子王旗的孩子，还是整个内蒙古的“三千孤儿”，都建立了联系。”孙保卫称，他们“国家孩子”有个近500人的微信群，每年都会聚上好几次，与四子王旗的“国家孩子”则联系更密，常常一起吃饭聊天，尽兴时都忘了时间。
孙保卫记得，近年来，“国家孩子”之间组织过多次大聚会，前年在呼伦贝尔的那次来了很多人，曾经的“三千孤儿”如今是蒙古族、汉族、回族、达斡尔族、佤族……模样不同、服饰各异，有人说汉语，有人说蒙语，话题从饥荒年代聊到当今时事，从家长里短聊到国家未来，天南、地北、大雪、草原……仿佛“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能说”。
孙保卫觉得，这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拥有着最多的亲人。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摄
【编辑:李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