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这个短篇中写：“哥哥手里握着一只金属材料拐杖，从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评论家李壮认为：“这听上去是特别形象的描写，其实细品它是有玄机的，一般说咳出了什么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东西，但是这句话中是：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是肺把他咳出来，肺活了，而它的语境指的就是夜总会，夜总会背后是巨大的城市和它的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咳出来的东西，被巨大的水肿的肺咳出来的东西，我不再是主体，城市是主体，它操纵这一切。”
“尤其我看到这个书的背面提到波德莱尔和他的《巴黎漫游者》，我特意看了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写到十九世纪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我觉得很有意思，在那个时代像波德莱尔那样的漫游者、游荡者，甚至密谋者，在都市的人群中，在巴黎的古廊街下面，感受到的是兴奋和震惊，他在人群之中找到自己的安放。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到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在邓老师的书里同样都是漫游者、密谋者、游荡者，但他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而且他站在古廊街下面感受到的不是人群中的安全感，他反而感受自己的凸显，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李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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