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冷冻，一项前路茫茫的技术，也许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死亡从诀别变成了再见。但再见，再见，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重逢也许太难，只盼你活下去。
2014年11月，癌细胞在Einz全身扩散，家人意识到这可能真的是终点了。Einz 的父母用手机录下最后一段视频，他们拿着Einz最喜欢的白色裙子，唤着她的名字。当初他们给女儿取名为Einz，是因为发音和中文还有日语里的”爱“一样。
他们对着镜头说：
“我们到尽头了，Einz，是医学的尽头，人类的极限，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有一天你能醒来，可能几百年之后看到这个视频，你要知道爸爸妈妈爱你。”
有人说，人生实苦，何必永生。但“活下去“只不过是人类自然而然的欲望，对生的执念，从来不是一件耻辱的事。
那些活在-196℃中的人们，让我深信人间的爱和希望，可以地久天长。
作者丨郭恩一
参考资料：
新京报：《国内首例人体冷冻：家人认为生命按下了暂停键》，2017-08-28
一条：《揭秘中国第一家人体冷冻中心：最小冷冻者13岁》，2021-01-07
南方周末：《揭秘：中国首例人体冷冻实验背后的故事》，2015-10-09
6个小时的灌流后，展文莲身体的温度达到了3.2度，身体代谢也大大减弱。最后，又经过数十小时的深度降温后，她身体的内外温度都稳定在了零下196度以下。
直到今天，她已经在-196℃中“活”了四年，身体状况一切良好。
这些年，桂军民也一直觉得妻子活着，他从不说妻子“死了”，只说“睡着了”。原本妻子坐的副驾驶，他至今不让任何人坐，展文莲的手机号码从没停过。
桂军民每次去看望妻子时，都会带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里有展文莲最爱的听的邓丽君的歌。周末，空荡荡的生科院里只有几个值班人员，他就静静站在玻璃窗外，望着装着妻子的那个金属罐。桂军民一般不说话，“话都在心里说”，他只会干一件事，就是用妻子的手机放歌。
妻子生前最爱那首《我只在乎你》，他有时也会跟唱：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和妻子一起听完那几首歌，桂军民就回家了。曾经相伴30年的两个人，在那短短几十分钟的“相聚”后，一个回归人间日常，一个静静待在零下196℃里。
在可以预见的日子里，他们将不复相见。
无论国内外的人体冷冻机构，都会在合约上明确写明“不承诺复苏”。
真的会有解冻的那一天吗？那时候的世界能治好癌症吗？再次醒来的人，是否还有从前的记忆？是否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她该如何面对崭新的世界？
这些问题，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桂军民的解决方案是，自己也签署人体冷冻的协议。假如有一天科技真的能解冻冷冻人，他陪妻子一起去面对未知。
“她醒来一定很孤单，我去给她作伴。即使那时候的世界再陌生，至少我们还有这三十多年共同的记忆，我们还可以一起回忆回忆。”
为了让妻子“醒来后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桂军民每年都会记录下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如果有一天真的能一起复活，“她睡着的这些年月，我一点一点跟她补。”
他害怕妻子的相片晒褪色，便一张张翻拍后再配上文字保存起来。有关妻子的故事，能想起来的他都花时间写下来。桂军民知道冷冻也许会给大脑带来不可逆的记忆损伤，他也很清楚“她将来活过来，也许她还算我的妻子，但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讲，她是一个新的重生的人。”但是他还是在心底盼望着妻子能够记得一些这辈子的事，尤其是关于“她是谁”的事。
“她可以忘了我们，但不可以忘了她自己。”
妻子冷冻三个月后，桂军民接受了一次采访。在结尾，记者问他：
——“假如她醒过来，你觉得她还会再爱上你吗？”——“我觉得她还是会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在展文莲之前，因胰腺癌去世的儿童文学作家杜虹，是中国首位选择冷冻身体的人。
2015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冷冻机构，61岁的杜虹在几个热爱科幻的北京青年志愿者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唯一一个能到中国进行手术的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
杜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是获得雨果奖的大热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一直都是个科幻爱好者的她，对《三体》中的很多情节完全相信。在得知自己患病后，杜虹跟女儿说，自己也想尝试《三体》中描写过的那个冷冻手术。
“妈妈说，50年后能否有效是未知数，但她不介意用自己的遗体做实验，新兴科技总要有人尝试。”为了实现杜虹的心愿，她的女儿女婿卖掉了在北京20多平的一套养老房，加上杜虹的一生积蓄，凑齐了手术所需的75万元，和阿尔科签了协定。
杜虹与女儿的合照
人体冷冻可以全身冷冻或者仅头部冷冻，前者的价格远远高于后者。杜虹一家凑出的75万人民币，只够冷冻头部。
这意味着杜虹能够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有一个大脑。
2015年5月30日，陷入弥留之际的杜虹对这些年来相依为命的女儿说：“我想抱抱你。”这是她的最后一句话。
杜虹的冷冻手术一波三折，由于医院不同意在现场进行冷冻，冷冻团队寻遍了北京，最终在一家殡仪馆里完成了灌流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