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泗翰说，“缺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有时候，给他们点小恩小惠，“哪怕给包干脆面，他们都会感激到不行”。
除了需要与人接触的公事，在少管所里，陈泗翰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待着，发呆，看书，练吉他，或者写诗。
组里也有人在陈泗翰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有位比陈泗翰年纪大些的狱友，小学没上完就出去打工，在社会上混了七八年，来向他请教数学题，“这除法我活这么久都不会，你快教教我”。
记者问起，这些少年犯是否会让他想起李浩？陈泗翰只是说，李浩这个名字很少再在他头脑中出现。
出狱后，陈泗翰和一些狱友还保持着联系，他们大多去了外地打工。陈泗翰也在律师助理的工作上有了长进。
现在，他已经可以独立制作公众号推文了。今年315，他给团队公众号制作了3篇消费维权的文章，这需要他自己在网上寻找案例，然后查找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写好文章后，通过审核，再自己排版。大多数时候，一篇推文他都会在手机上预览数十次。
他还尝试着写了份行政复议书 ，花了五六天的时间修改，总算成了型。光是修改格式，就来回调整了3遍，“更不用说内容了”。接受采访的时候，陈泗翰从手机里调出这份文件，上下滑动着浏览，“我都不敢相信，这都是我写的”。
假释结束后，林丽鸿给他发去了一份正式聘用他为助理的offer。
去年律所的年会上，他远程连线，拿着吉他弹唱了一首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 /无论我 在这里 在那里/ 仿佛失魂的虫鸣 / 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
吉他弹唱中的陈泗翰
矛盾与平衡
陈泗翰原本预想，假释出狱后，自己的人生轨迹会重新回归正常：和父母安安静静地在一块生活，自己也开始准备“专升本”的考试。
他的计划在假释出狱那刻宣告结束。当天，他就接受了两位记者的采访。从那时候起，李荣惠和律师商量，全家人都开始实名接受采访。
陈泗翰不喜欢自己真名出现在新闻里，即便案子最终改判，也不希望别人议论他。眼下，全家人的生活似乎又都围着过去的事情回旋，这不是他喜欢的状态。他已经为过去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不希望再影响自己的未来。
假释期满的最后几天，记者的到访又频繁起来。李荣惠提前给儿子做思想工作，“以前都是妈妈在跑，现在你出来了，你就得是主角了，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事”。
李荣惠相信，儿子心底里是希望继续申诉的。她瞥见过好几次，陈泗翰会在关于他的报道下面，翻阅评论。
在少管所的六年，他更多是在想好好表现，努力减刑。对于这件事是否能再审、改判，不敢寄予太大的期待。
半年来，他看到父母已经付出的心血，他也不愿让这些努力白费。推动案子重审，给自己逝去的青春一个说法，也是他的愿望。
只是，正视过去和寻找自己的未来，两件事总会在头脑里打架，陈泗翰的想法总也来回波动。
前一天，他说内心排斥媒体的曝光，以前的事频繁出现，“让人特别烦躁”；隔一天，他又说不排斥记者，“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到底哪种想法才是准确的，他也说不清楚，“一半一半吧”。
陈泗翰明白，申诉的路注定漫长，但“不可能一直纠结这件事，而失去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如何寻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他现在要做的功课。
陈泗翰不怎么与人诉说心里事。即便是和父母，也很少提及自己的想法和顾虑，他觉得，只有自己是亲身经历的人，没有人能完全体会他的心情。
他的压力还是很大，他说不清压力到底来自哪里，或许有来自父母的，来自社会的，也有自己给的。
他常自己独自待在十平米的卧室里，书桌上放着他从少管所里带出来的书信、记者们送来的书，还有他自己买的一套Python编程教材。最近要处理自己案子的事，吉他练得没以前勤快，手指没以前有力了。
没事的时候，他喜欢坐在床沿，透过窗户望向远方，发发呆，心情就平和多了。
他和父母约定好，过些日子，要去趟铜仁的梵净山。晚上，他要静静地躺在帐篷里，欣赏广阔的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