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中国人》北京一沈阳1994年
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因为无趣的人是看不见这些东西的，他不可能看到生活中这么多的细节，一颦一笑。他的作品很好，他的图说也都只是质朴的叙事。不像有些人特别想写出什么东西，找一些高大上的词汇，他都没有。这个东西是本分的，他就做自己的本分，很诚实，一点都不吹牛，我觉得这一点真太牛了。绿皮火车的年代，处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车的空间结构和铁路两侧的时空和环境，都还是农业化的、充满了人情味道。车厢内是一个相对敞开的公共空间，首先它是交流的，比如火车的对座，本身就制造了交互的这么一个装置。大家上车后不分彼此，不像现在的高铁座位都是一顺的。那时候坐火车动辄十几个小时，很长时间。大家都会主动地和坐在旁边的人搭讪，相互聊天，说你在哪儿下车，聊你干什么的。聊得特别投机的时候，可以一路变成朋友。那是绿皮火车年代的图景。
——鲍昆（摄影批评家）
《火车上的中国人》武汉—南宁1995年
王福春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兄长。说他杰出，其因有三。第一，他四十年如一日，始终将相机镜头对准中国的火车和火车上的中国人，这样的摄影家在中国是极少的。第二，他拍摄过程中的艰辛及苦衷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他曾无数次被人误解甚至遭到恶打昏倒在地。然而，当他爬起身，又继续穿行在火车的车厢里。第三，如果说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已成为他的自觉行动，那么，支撑这种自觉行动的精神力量，则是他心中有着对中国火车和火车上的中国人的大爱。
——黄成江（摄影家）
《火车上的中国人》武汉—长沙1995年
王福春是人们敬重的重要的中国摄影家，他是那种热情讷言勤勉低调的东北汉子，他一辈子干了一个事，拍了一个题材，他把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用镜头熔铸在一起了。2018年7月11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影展，一共有120幅照片——车厢里是剧烈变化的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开幕式上我被戴了个“文化学者”的帽子拎上去发言，我摘了帽子说：“王福春不是‘深入生活’，他是长在生活里，镜头是他身体上的另一个器官。希望大家都来看看这个彰显中国纪实摄影魅力的影展。”人在的时候，谁都不急，人走了，悔之晚矣！好在他用影像给中国摄影增添了不可磨灭的东西，一个曾经的火车司机拍下的必定进入历史的火车故事。
——杨浪（文化学者）
《火车上的中国人》长沙—广州2007年
王福春老师走了，我深切怀念这个人！他多次对我说：“我父母死的早，从小没依没靠，能有机会搞摄影，并且一步步走到现在，感恩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与那些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天地万物都可恨的人很不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2012年7月《中国摄影家》杂志把王福春作为“封面摄影家”重点推出，此后他每次见面，都对我说：“与你一直没个来往，也不熟悉，怎么就把我当成重点了呢？”我说：“是你拍的好，作品好！”但他摇摇头，叹口气，说：“也不全是这样的啊！”我说：“就是这样的！只要影像好，不怕人家不认同。”这时，他的脸上洋溢出孩童般的笑。他曾经说：“纪实摄影也是人学。”我明白，他的人学，不仅仅指拍人、纪录人的现实状态，也指摄影人要首先学会做人，做人要真诚。他就是以赤子之心对待火车、火车上的中国人和他的家乡黑土地的。在艰苦的岁月里，他如老杜“叹息肠内热”，在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又“漫卷诗书喜欲狂”。就这样一个质朴的人，一个一生热情而活力满满的人，怎么就这么快地走了呢？听朱宪民老师说，他得了病，还不让大家伙儿知道。我明白了，新冠疫情中，他不愿意给大家增添来看望自己的负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总觉得自己很小很小，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在2019北京国际摄影周主题展《时代与方位》和同名画册中曾经非常谨慎地评价他：“王福春立足于火车这样一个独特的物理空间来观察和记录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与人性，时间跨度有40余年，经历了从闷罐车、绿皮车到动车和高铁车厢演化的全过程。火车的车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交通的发展变迁，也看到了人性和美好的人情。他的题材与影像的系统性，是无法替代的。”其实他的作品，不止《火车上的中国人》，还有《生活中的中国人》，还有用8×10吋底片拍摄的质感强烈的东北黑土地上的中国农民。他的作品，除了沧桑感，还有幽默感。这是一个赤子一生的观察、纪录和表达，不可重复、无法替代。我深切地怀念这个人。
——李树峰（摄影学者）
《火车上的中国人》京沪高铁2011年
*原文刊载于
《中国摄影家》杂志2021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