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王国:你想当街边的小摊贩,还是一名惨淡的职场社畜

2021-04-21 06:59:47 作者: 人行道王国:

内容简介

人行道的秩序、安全来自何处?怎样的人行道,才能维系个体的尊严,让人们拥有更好的城市生活?

本书关注在街头讨生活的人。他们在街上摆摊、睡觉、捡垃圾,游走在法律边缘,看似制造了混乱和威胁。

但社会学家米切尔通过长达5年的参与式观察,深入街头人的生命世界,解释了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日常互动的逻辑。

《人行道王国》是我读的第一本民族志。为了真实记录,民族志的产生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

这本书的附录提供了作者米切尔的研究方法陈述,我将他为这本书所做的事情整理如下:

身为社会学家的作者米切尔,观察了第六大道的书贩哈基姆两年,写下了《人行道王国》最初的书稿,出版公司同意在第二年出版。

米切尔将最初的书稿给了一份哈基姆,哈基姆读完后指出米切尔的注意力太过局限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忽略了第六大道上的其他人。

米切尔告诉出版社主编,他想从头再做一次研究,重新写一本书。

米切尔想到一个能持续讨论书稿的办法——与哈基姆共同教书,合开一门课,名字叫作“街头生活与美国人的思想生活”。

米切尔回到第六大道进行第二次研究,在这次研究中他也当摊贩(意味着身在其中观察摊贩与顾客的关系,跟着摊贩一起淘书,尝试理解他们与警察的对弈),并且带上一个录音机用于记录街道上的对话。

作者米切尔·邓奈尔在街头当杂志摊贩

录音机的使用,录下了在街头开展的生活,也使得这本书的直接引语,不再是写作初稿时写下的笔记。可以想象,写这本书作者光是收集材料、听在街上录制的磁带,翻阅笔记,是多大的工作量。

在米切尔试图找出一种方式来讲述第六大道上的生活时,他甚至把本书插图(由非裔美国摄影师奥维·卡特拍摄)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且每周和奥维打电话,相互告知对方在街上看到了什么。

为了避免“民族志往往像是患了近视,对近距离的行为能做出清晰的描绘,却视而不见产生和维持这些行为的那些不太明显的结构和过程”,使原本细致入微的工作变成一场空,米切尔尽力捕捉个人生活和宏观力量交错的时刻,并做了延伸研究地点,和向摊贩的亲戚核实信息等努力。

米切尔写完新一版的草稿后,在华盛顿广场酒店租了一个房间,邀请书中每一位被他提到的人,坐下来听他朗读书中的章节,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它证明了(尤其当所有参与者都听到了他们自己说的话)这本尚在写作的书准确描绘了他们的生活。

米切尔为这本书做的一切,让我反思了自己的工作。过去在剧团做人物采访时,我的采访提纲列得很随意,采访录音整理之后开始撰文,我没有注意我的直接引语是否和录音里的原话是一致的。现在在广告公司写文案,我对自己负责的品牌学习得也不够深,写的东西往往很难写到客户想要的点上。

此书的后记是米切尔邀请书贩哈基姆书写的。我们能在这篇后记中,读到哈基姆如何从一个公司职员过上在人行道贩书的生活。

向上滑动浏览由哈基姆所写的后记

我决定离开企业、在第六大道上出售书籍,这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来说是不可理喻的。有一天傍晚,我的一名黑人前同事看到我在卖书,他走到我面前,带着漫画式的怀疑问道:“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吗?”我不想回答这个尴尬的问题,所以我回答说:“不,我只是帮朋友看着东西,他去洗手间了。”

实际上,我已经流亡街头。在我来到第六大道之前很久,我的流亡就已经开始了。为了逃避企业里日常生活的繁文缛节,1988年,我开始在罗宾逊希尔曼律师事务所的文字处理部门做夜班校对。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一晚的经历更让我意识到我的努力是一场徒劳。那天晚上,因为临近假期,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我坐在秘书的工位上读着一本《商业周刊》。一位白人律师走到我身边。他靠在我的肩上,一个字也没说,也读起来。他正吃着的爆米花屑落在我的头上。我对自己说:“伙计,我应该站起来,把这个人抽到昏。”在我衡量这个选项的那一瞬间,我想象着急救人员抢救着他毫无生气的身体,以及一大群电视记者和警察在走廊里采访着我同事的场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的沉默只不过是向给我提供面包的人所做的一系列让步中的又一步。

1991年,在一次雇员评估会上,我突然被行政服务主任解雇了。主任是一位中年白人女性。为什么?她说我被一个律师指控为能力不足,但她拒绝指认是谁。我仍然记得她抑扬顿挫的语调,“我很抱歉,但我们不得不让你走”,就好像那是一首歌的副歌;我也记得我是怎么坐在她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全身僵硬,为这未能预见及其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瘫软。我记得她盯着我的脸的样子,我的沉默让她说出:“你看起来能冷静地接受。”

行政服务主任不是我的上级。她是怎么认定我是无能的呢?她的标准是什么?我在夜班工作,很少看到她,除非她工作到很晚的时候。夜班校对员和文字处理者与她或法律人员几乎没有接触,与他们打交道是我上级的职责。

在这次会议之前,我的主管和我开着正常的办公室玩笑。在我受她管理期间,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口头或书面的通知,告诉我我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她也没有出席评估会。

无能?这三年里,我在截稿期限和巨大压力下工作,与其他三名校对员在一间牢房一样大的房间里校对法律文件这又算是什么呢?行政服务主任认为我脸上的表情意思是平静,而那其实是震惊。那天晚上,我离开了这个保守的世界,好挽救我仅存的属于自己的部分,重新建立一个新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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