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告诉记者，捐款的念头起于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那双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一边回忆，一边用双手在眼前比了两个圈。
他不知道那张照片的名字叫《大眼睛》，后来成了希望工程的经典照片。他想的只是希望“力所能及地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他总把“我没什么文化”挂在嘴边。他35岁去新疆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家中排行老五，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年迈，他就辍学回家帮父亲务农挣工分换口粮。他后来想，如果继续上学，日子一定比现在过得要好，他那时的同学有人日后考上大学，后来去了某省省委工作。
他是非典过后从新疆来北京打工的，他喜欢看新闻，当他2004年在另一篇报道里看到，时任中国儿基会秘书长的程淑琴慰问地方学校，一条漫长的捐款之路开始了。
2004年，他开始以“地址汇款”的方式，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款。那些汇款单上，从未出现过收款账户，只有收款人姓名“程淑琴”和收款人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5号”。
王海静告诉记者，刘易汇来的捐款属于“非定向捐赠”，“主要用于儿童教育和困境儿童帮扶”。
偶尔，他的汇款单上也会出现其他收款人的名字。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他向“湖北武汉市防控防疫指挥部”汇去200元，赠言写着：抗击疫情。这笔钱后来被退回，他又汇往湖北省慈善总会。
多年以来，记录着汇款位置的邮戳出现过“北京西站”“锦绣大地”“木樨园”等，汇款单上汇款地址也时常变动，有时是莲花池东路118号，有时是四季青镇田村1号，还出现过毛家湾胡同15号、旧宫镇关帝庙路1号、大红门久敬庄，后来，最频繁出现的是东王佐村。
每一次汇款地址的变动，都意味着刘易在新的地方租下房子。在北京颠沛流离的18年，他在超市门口发过传单，在北京西站做过保洁，出没北京的各个火车站给乘客拉过包，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蹬三轮送过牛仔裤，在新发地卸过从寿光拉来的蔬菜。最累的一天卸了5万斤冬瓜，挣150元。
10多年来，这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北漂，慢慢要被时代和时间淘汰了。快递公司多了后，拉包的活儿越来越难做；年纪渐大，送货卸菜干起来也变得吃力；疫情以来，路边摆摊理发的生意也受到影响。
但那些捐给贫困儿童的钱，就是他这么一点儿一点儿挣来的。
他很少向外声张此事，除非遇到麻烦。比如向前来撵他的城管或保安出示他的汇款单，希望博得同情，但通常并没有用。一位同院的邻居还是去年无意间听说他捐款的事。这个邻居有些想不通：“你没钱，你就先把自己过好再说吧。”也有人劝过刘易，“你别捐了，你给你自己留着吧。”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今年3月，他暂时停止了给中国儿基会的捐款，因为看到一篇关于白血病家庭的报道，他决定先给报道中的4个白血病儿童每人捐200元。刘易说，“他们急着用钱。”
当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发攒来的时，拒绝接收。刘易知道对于一个动辄花费百万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2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自己“能力有限”，但他执意要捐。
他几乎一天不落地出门挣钱。长期以来，他都不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也没有固定的理发摊点，总在早市、工地、小区、公交车站、立交桥头等地四处腾挪。
他纯粹地信奉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遇着什么事总想着“尽一点儿心意”。在北京18年来他除了毛主席纪念堂，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参观。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本已准备好前往，但发现地震破坏了交通，火车无法抵达，遂放弃。2013年4月，他从收音机上得知雅安地震，随即买票去了震中芦山，在灾区当志愿者帮忙卸矿泉水和救灾帐篷。
2020年7月14日夜里，他来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那时，中国南方深陷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灾，长江中的小岛江新洲被洪水围困。
刘易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看到新闻上说这里抗洪缺人，便从北京西站坐了15个多小时的硬座，赶赴九江。一路打听寻找到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后，被告知目前已经不缺乏人手。当天晚上，他又悄悄回了北京。从北京到九江的单程车票163.5元，房东后来才知道，那些路费是他借的。
其实他的理发生意并不稳定，时常被保安和城管撵得到处挪摊子，有时还会被抢夺理发工具。
在北京的10多年来，他献过24次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我原来身体好，但是现在不行了。”刘易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献血了。如今理发站久了，他就得坐下歇一会儿，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药随身携带。
他被医生诊断为“腰椎骨关节病，脊柱骨质疏松伴病理性骨折”。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从事体力劳动者腰椎的退行性病变。以前下雨他也出摊，但现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门，只好待在出租屋里养病，看书，吃止痛片。
10多年来，他看着出租屋外的院子里那棵李子树一点点长大，从小树苗长到树干与他大腿一般粗细。春天来时，李子花开，清香四溢。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正一点点儿衰老、退化，饭量减少，器官正在萎缩。
以前，干重体力活儿，他常能吃1斤猪头肉、10个馒头，但如今只能吃两个馒头。大概是咸菜吃久了，胃也今不如昔，出门时常抓一把花生米带上，没事嚼嚼，“养胃”。
眼睛在变花，听力在衰退，力气更是大不如前。年轻时送公粮，一袋粮食自己也能撩到肩上，但现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传单也觉得沉。他也有些健忘，有时出门理发，走到公交车站才发现，有工具被落在家里。
腰犯病后，他变得比以往更在乎时间，着急外出挣钱。天黑了，他就从手提袋里掏出头灯，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矿一样，把灯箍在脑袋上，埋头继续干活儿。
“他的年龄在不断地增加，他年长之后，谋生的能力降低了。如果再接受这样的捐款，我们于心不安。”王海静说，“建议还是量力而行。”
然而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刘易并未听劝，2021年他们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汇款。其中1万元是刘易治疗腰病后剩下的，1800元是过去一年他理发挣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