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城市地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地标可以是山川、河流、地貌这样的自然要素，也可以是纪念碑、城市雕塑这样的公共艺术，也可以是大厦、楼宇、广场这样的城市空间。地方政府通过打造一些地标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等来推广城市。资本则通过包装和塑造一些特色的城市空间，来提升土地和楼宇的价值。市民则把地标作为约会、集合的地点，游客则把地标作为旅游打卡的必去之处。
由于经济飞速发展，仿佛只有地标性建筑可以直观证明这个城市经济进步的速度和效果。梳理11年来上榜“丑陋建筑”名单的城市，各个城市之间不仅有攀比心理、从众心理，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向北京看齐，1959年竣工的人民大会堂当时就成为过各地争相效仿的案例，到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仍有类似于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得以保存并使用。
在北京奥运会前后相继竣工的国际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给了各地一个信号，这样造型先锋、设计独特的建筑能在北京出现，就意味着可以在我们家门口出现，很快被迅速模仿和延展。
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人们才会看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建筑出现。
江苏昆山市巴城蟹文化馆。
严禁建设的另一个极端
不少被评为丑陋建筑的部分建筑，已经悄然拆掉，或是项目终止了。
但事实上，建筑由于特性所致，一旦被建造完成，想要拆除或者改变，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丑陋建筑将作为城市抹不掉的疤痕，给社会留下记忆，并世代流传。
尼采说过，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回以凝视。
你注视丑陋建筑，丑陋建筑也回以注视，这样对人的影响同样也是潜移默化的。
关于“丑陋建筑”《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城市建筑物不是“限时艺术展览”，一旦建好，不能“撤展”，要极为长久地存在于这个城市中，特别是一些天然带有“城市名片”性质的地标性建筑物，对城市风格和城市形象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公共领域的建筑物在设计上决不能“随便”，更不能由规划者完全“拍脑袋”决定建在哪，建成什么样。
这也提醒在公共领域的建设中，不能因为拥有决定建筑物在哪里“出生”、“长成什么样”的权利，就毫无顾忌地使用，要尊重建筑设计师的专业意见以及大众审美，能有效避免建筑中的“土味含量”，让丑陋建筑少一点再少一点。
在周榕看来，由于“丑陋建筑”在实际判断中缺乏明确的学术标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到的严禁建造未来能否具体落地，还要看后续有没有细则和规划。
与此同时，周榕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些担心，是否会造成设计方面的匮乏和平庸？是否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把凡是偏离大家普遍认同的东西都认为是‘丑陋建筑’，就会把创新之路堵死而放任平庸泛滥。虽然‘丑陋建筑’应该遭受质疑和批评，但也绝不能一刀切，我们应该具有包容性，包容那些曾经尝试的创新。”
即便是丑陋建筑也有它存在的价值。相比于试图通过批判丑陋建筑来鞭策建筑要走向规范化审美的简单性、暴力性思维，丑陋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建筑多样性的价值。
例如，重庆白马山旅游度假区的“飞天之吻”，以当地民间故事为主要创意，同时融入了敦煌壁画的元素；被众多网友嘲讽的广州融创大剧院，其初期的效果图审美也基本到位。但两者却在最终的呈现效果上出现了滑铁卢，关键在于建设方的操之过急和粗糙建设，力求在短期内建设完工，并获得流量和利润。想要解决“丑陋建筑”显然不是设计一方面的问题。
广州融创大剧院建设完工图（上），效果图（下）。
采访中，周榕反复强调一个自己的观点：
“我们拒绝丑陋建筑，拒绝的其实是预埋其中的‘贪大媚洋、崇权炫富、猎奇求怪、粗制滥造’的社会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