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白菜价”的学生实习工是目前最好招的，每年的暑假，大批从技校来的学生工，被一辆辆的大巴车拉到工厂，他们每天固定工作10个小时，从早晨7点做到晚上8点，一个月不休息，到手还不到4000块钱。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浮躁，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如果没有班上了，一打父母电话，借点生活费，又过个几天。”王超说，很多工厂里只剩下两类人，一是来了刚出社会寻求过渡的年轻人，干几个月就走；二是已经结婚的三四十岁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失业，进工厂求的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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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12小时，站着都能睡着，还要被克扣工资
2012年，刘文平初中毕业。他在家中排老二，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因为家里贫困，大哥中学毕业就出门打工，把机会让给弟妹。刘文平成绩不好，也没有继续读高中，问母亲要了1000块钱，第一次坐火车到重庆，去了万州的一家职业学校读书，想着将来可以靠打工供自己读书。
读了半年，刘文平却发现在这家职业学校完全学不到知识或者技能。身边同学都是因为成绩不好才来的，天天打架抽烟混日子，不仅没有学习氛围，考试还被老师鼓励花钱买答案。每一届学生毕业，都被学校安排进工厂打工，学校还收取中介费用。
2012年下半年，刘文平进入一个日本马达工厂勤工俭学。他在流水线上做测试工作，工价是每小时9元5角，一个月的工资到手2000多块钱。
他想着，既然迟早都是干流水线，何必费劲读几年书，于是直接辍学，去了哥哥在的东莞找工作。
2013年，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1310元一个月，这也是东莞绝大多数工厂的底薪。彼时，东莞已经是全世界电子制造业最大基地，号称“东莞塞车，世界缺货”，电子厂是很多学历不高、又没技术的年轻人的进厂首选。
刘文平也跟着老乡一起，进了一个电子厂当普工，负责组装手机屏幕上的亮度灯。一个小时10元钱，两班倒，白班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他第一次体会到“站着都能睡着”。
东莞打工者租住的宿舍，外观已经颇为破旧。摄影：张楠茜
传送带不断运输零件，刘文平双手机械地重复组装，耳朵里是无休止的机器轰鸣声，他觉得大脑空白，手练到条件反射。一天工作10个钟头，没空和旁人交流，照做、执行，他跟着传输带一起，仿佛一起成为一个机器。
在工厂里，所有时间都被严格切割。早8点到晚8点，每2个小时休息10分钟，中午12点到1点是吃饭时间，有的工厂大，车间离食堂远，跑得慢，到了食堂还要排长队。吃完饭回到车间，趴在机器上或者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又要接着开始干活。
工人上班是白班、夜班两班倒，流水线则是日夜不停，夜班要通宵，加5块钱，不愿意干就得走人。每天都很累，回到宿舍只想躺着。
上班时间要上厕所，就要请线长来顶上。一条线十几个人，只有一个线长，所以工人上厕所也要小心翼翼。小号5分钟，大号10分钟，每个人有次数限定，并且要登记在本子上。
干了不到一年，刘文平提桶跑路。他想找别的工作，但是学历拿不出手。从工厂里出去，他还是像刚毕业的中学生进入社会一样，什么也不会，整个人没有自信，比以前更加内向，找不到比工厂工人更好的工作。
眼看着钱快花完了，刘文平又进入一家电子厂，干了一年。2016年，他再次提桶跑路，换去了一家印刷厂做普工，每天插充电器的纸盒子，还是像以前的电子厂一样，做机械的重复性工作。
在工厂里，老板用upph（单位人事产能）来衡量员工工作绩效，充斥着比速度的氛围，直到达到人的极限。刘文平每天折上万个装充电器的纸盒子，手指磨得起了水疱，他仍然不断调整拇指方向、胳膊幅度，希望能加快速度。“但你干活的手速快，流水线调的速度更快，你闷着干，领班也拼了命地催。”
一切都没有尽头。他要和自己比，前一天做了9000个，第二天就要做10000个；要和同事比，如果有人做得更多，就要超过旁人。每天晚上，线长都要开会做总结，不留余地地当众批评做得慢的工人。
刘文平虽然没有被坑过，但一些朋友告诉他，发工资的时候和最初的预期差别很大。虽然很多工厂招聘写着，普工月薪3500元至9000元，组长月薪4000元至10000元，上不封顶。但老板会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比如迟到、不参加团建、业绩或者表现不好，一扣就是上百块。干了一个月，有人明明算的工资有8000块，到手却不到一半。
工人每小时的工作，中介都能拿到提成。当中介从工厂或劳务派遣公司接单出来，比如工厂本来给20元一个小时，转几手，中介抽一元或五角，劳务派遣公司再抽去一点，层层分包，到工人手里可能就是17元一个钟。
入行近四年来，王超见证了成百上千次提桶，离开和回来。有人从他一入行就跟着他干，稳定地能在一个工厂干上一年多。也有“三和大神”类似的人，对方没有微信，没有手机卡，平时从来不和他联系，等到发工资的那天，会想尽办法找个地方连上Wi-Fi，用支付宝发消息要工资，2000块钱可以用半年。
王超认为，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舍不得提高待遇，缺少熟练工和苦工种。“比如，虽然招聘启示上写着每月工资8000元，但实际上到手就四五千块。又比如，员工提意见，每天到晚上一两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你工厂不改，哪怕临时工去了也会走。一些厂子一个小时只给14块钱，别人给18块钱，那肯定工人要去18块那里。”
虽然年轻人不好安排了，但王超并没有感觉到用工荒，新生劳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地来到东莞。在接受采访期间，一个微信语音电话匆忙打进来，是4月初不辞而别的广东河源小伙。他从工厂离开失联近一个月，现在突然又回来要找工作，还带来两个朋友，一个是2003年出生的弟弟，一个是还没满16岁的表妹。他希望王超帮他找找关系，三人一起进厂。
年轻人寻求机会进厂的时候，刘文平则在4月底又回到贵州深山里的老家。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也不会挂号，他要带着腿脚疼痛的妈妈，去七八十公里外的县城医院看病。他想着，忙完这一阵，还会回到东莞，也许会到工厂区附近开个贵州羊肉粉店，再试试能不能不进厂也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