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被罚,炒币被骗光积蓄,但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依旧不想进工厂

2021-05-08 21:08:48 作者: 送外卖被罚,

作者丨张楠茜

编辑丨王毕强

每天,在广东东莞大街小巷或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包括电子、皮革、缝纫、玩具厂在内的各类型的工厂都在招聘。需要10人,通常招20人。许多工厂降低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就行。工资也涨到每月5000到8000元,“上不封顶”。

据专做东莞工人中介服务的王超介绍,目前进厂的打工者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只要肯干,先拿四五千块钱一个月,边干边学,等到当上技工师傅就能有个七八千块钱,前提是熬得住。

“只要员工在工厂能待10天以上,我的中介工作就算成功,但就算是这样,我经手的新员工进厂能干满10天的,还不到60%。”他说。

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进工厂,甚至正在逃离工厂。他们的选择有很多,送外卖、快递员,甚至回到老家开个小店。

刘文平进厂打工已有8年,多次逃离又多次回去。挣钱只能靠加班,经常一两个月没有休息。在不断重复的工作里,他没有任何成长,意志越来越消沉。为了想挣脱这样的环境,几乎每干半年,就会离开工厂。

刘文平从2013年来到东莞,在工厂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过外卖、做过中介,还做自媒体。摄影:张楠茜

在他们看来,工厂招不到人的根本原因还是待遇和管理问题。但是一些工厂宁愿长期空岗,也不愿意改变,旺季大量招人,淡季就辞退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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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逃离工厂:一个月换十几家厂,每家就干两天

红色的水桶里塞满棉被,鼓鼓囊囊冒出来,水桶下垫着黑色行李袋,一起坐在小推车上。程波左手拉推车,右手推着一个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驻在东莞虎门镇博头路的一家制衣缝纫厂门前,盯着卷帘门上的招聘信息,搜寻“临时工”三个字:“招临工,计件,月薪5000到10000元,上不封顶,包吃住。”

程波左手拉推车,右手推着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驻在东莞虎门镇博头路的一家制衣缝纫厂门前,盯着卷帘门上的招聘信息。摄影:张楠茜

程波是一名车位缝纫工,一直在找工作。他走进这家工厂,偌大的车间,上百台缝纫机只有不到十个工人在工作,缝纫机不停地发出嘎嘎的刺耳声音。一位女工告诉程波,去年疫情后,很多人就没有回来工作了。她把两片布块对齐放进缝纫机里,线轴上下转动,将丝线整齐细密地扎进衣服。

缝制一件公主裙,要完成抽褶、缝合、卷边三道工序,主管给出的计件工资是每件1元5角。程波摩挲面布、面纱、里布,考虑是否要留下。车间温度高,汗水浸湿他的后背。主管戴着口罩,眼神里却写满了不耐烦。

程波最终没有接下这份工作,提桶走了。“看一个工厂好不好,要看工作的人多不多,领导好不好。这里做裙子的工序复杂,1块5的价格有点低了。”

程波是一名车位缝纫工,偌大的车间,上百台缝纫机只有不到十个工人在工作,缝制一件公主裙,计件工资是每件1元5角。摄影:张楠茜

这已经是两天半的时间里,程波面试过的第十份工作。他在上一家工厂做满一个月,结算工资的时候才发现工价被主管降低了,少拿了3000块的工资。因为怕重蹈覆辙,他找工作变得小心谨慎,而且只想找临时工。

“只要尝试做过临时工,没被坑过的,都会选择去做临时工而不是正式工。”王超在东莞经营着一家名为禾汇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劳务中介,他很能理解程波。他现在主要做临时工的服务,“一是方便结账拿钱走人,二是不用像正式工那样押一个月的工资。”

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再多待一天,吃住又是花销几十块,程波直接去火车站,坐车回老家了。这次离开奋斗过十来年的广东,他不会再回来。

“要提最红的桶,大吉大利。”东莞的打工娃刘文平说,他也离开工厂半年了,并且决定不再进厂。

据去年的《东莞市制造业人才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东莞,有超过420万人从事制造业,无论是在钢筋森林的大型工业区,还是藏于巷子的小型作坊,工厂每天都在招工,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进厂。一些人也像程波、刘文平那样,选择逃离工厂。

水桶是每个工厂娃的必备品,他们把离开工厂戏谑地叫做“提桶跑路”。

刘文平身高1米6,圆脸、小眼睛、厚嘴唇,来自贵州山区,说普通话不分平翘舌和前后鼻音。他从2013年来到东莞,在工厂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过外卖、做过中介,还做自媒体。现在他住在东莞一个月230元的出租屋里,每天吃饭、睡觉、上网,对未来很迷茫。

他今年28岁,中学毕业、职高辍学,进厂8年,从电子厂的普工干到印刷厂的机器师傅,月薪从3000元到8000元。其间,他提桶跑路9次,在每一家工厂最多三个月、最长不过一年。

在中介王超看来,能在一家厂里待够三个月的刘文平,已经算踏实。频繁提桶跑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工厂的常态。

东莞街头随处可见招聘信息,工时费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时。摄影:张楠茜

今年春节后,王超16岁的侄子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从老家重庆到东莞打工,王超负责给侄子找工作。侄子一个月就换了十几个厂,每个厂干两天就离开。他服务的一个21岁的广东小伙,4月初进厂工作仅一周,就找王超借了两百块,然后离开工厂,失联了。

王超发现,因为年轻工人的不断流失,一些大的工厂工人断层严重,班组工人编号从一千多号,一下就到四五千号——中间是走掉的,前面几个是十几年的老员工,后面的就是从技校合作签来的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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