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老年人60%都会经常感到孤独，而孤寡老人的比例超过50%，87%的老人都会受到健康的影响，而80%的老人还在通过纸质工具来记录日程……”
来自长沙的帅气小伙何旭正在向台下的评委和观众介绍他和小伙伴们业余时间利用AI技术开发的适老化关怀提醒备忘录小程序。
为了参加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何旭和他的小伙伴们临时组建了四人团队的“星兴万物”。四个人各司其职，何旭是产品经理，另外三个小伙伴分别负责交互设计、代码测试和商务。“大家可能都想用业余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业余爱好，参加比赛是一个由头。”何旭说：“所以问过他们之后，他们都还蛮想尝试一下的，所以就组建了一个临时团队。”
根据挑战赛的赛道设计，分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适老化”无障碍设计、野生动植物保护三大赛道。到底选择参加哪一个赛道，何旭他们从决定参加比赛之时就开始纠结。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家都还年轻，没有孩子，平时和小朋友接触也少；野生动植物保护？对这个行业完全处于陌生状态。
“最终，我们选了‘适老化’。”作为产品经理，何旭可以说团队的灵魂人物，他具有绝对的主导权。老人话题，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他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爷爷奶奶都是军人出身，所以他们住在军干所里，何旭楼上楼下接触到的全都是老人。
推动何旭带领团队开发适老化关怀提醒备忘录，源于爷爷的一次意外摔倒。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作为军人、雷厉风行的爷爷会在生日的时候种种摔倒在卫生间。“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是因为他健忘，当天忘记吃降压药了。”何旭说：“对我们来说非常后怕的是，如果我们远在外地工作或者没有和他住在一起，因为健忘吃药而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但是，仅仅因为一次事件、一个群体，就开始做一个产品，显然是不够的。何旭团队的四个人着手做调研。针对老人这一群体，他们线下一个一个地去问，做了将近200份访谈。“我们调研过60岁70，70岁到80，80岁以上，分了这三个年龄段去调研。60岁到70岁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大概能用智能手机的60%多，但是上到80岁以后只有百分之十几了，但是你不能说你做一款产品，你只覆盖某一类人群。”何旭表示：“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怎么样让一些能用智能手机的人，能够自己用我们的产品，不能用智能手机的这些人怎么样能通过别的方式去用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有一个亮点叫‘家庭共享’。作为子女，我会录一个亲友圈，类似于朋友圈，我们会绑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设置一个备忘录，比如说给我的父亲设置一个提醒，然后告诉他你应该在什么时候要吃药，设置完成之后，到了6点会通过语音的方式打电话打给老人的手机上面，告诉他你的备忘录内容是什么。而且我们还设置过在智慧音响里面，可能它就放在家庭客厅的中央，到了点之后它会自动播放。”
何旭的爷爷奶奶成为了这一研发的初代用户。在这个小程序里有一项是声音克隆，在提醒他们的时候，何旭的爷爷奶奶会觉得那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声音，内心会有排斥。这一反馈促使何旭他们对于小程序进行了改进：“如果说他会经常听到我们给他打电话，或者是我的爸爸给爷爷奶奶打电话，然后觉得如果能用他们的声音来提醒他的话，他也会觉得心里会有一点慰藉感。因为我们不是时刻都陪伴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还是会有这种思念的情绪在这里。子女可能说一开始是通过录音之后，我们会学习他的音色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输入文字之后，我们会通过我们学习的音色把它转成录音，打给老人。”何旭说：“你单纯地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用户，觉得说他有这样的场景，给他去做这样的功能支撑，其实他可能没有动力。你加一点别的一些情感因素或者是一些东西把它上升到一个主题上面去，比如说他能在这上面获得一些别的情感上的慰藉，可能他会去尝试这种东西。”
“我们发现大概有80%的家庭是由老人带孩子的。”比赛现场，选手们正在紧张地进行路演，来自北京的兰毅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抓紧做最后的演练。“我早上四点从北京赶过来，没有赶上排练的机会，所以抽时间在这边加紧排练，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把这次的项目给拿下来，因为我特别希望这个项目能真正的落地。”
兰毅的临时团队叫做“river of life”，其中两位成员因为在上班，无法来到比赛现场。兰毅同样是团队的产品经理，他所主导的产品可以说是之前一个成熟项目的延续。
“我是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创新方面的工作。之前做过相关的0至6岁儿童养育相关的一个项目。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在农村很多都是老人在带孩子，这个也意外让我们发现了新的需求。”兰毅说：“当时进行测试的产品农村的年轻妈妈使用得很少，但是老人使用得还不错，数据也很好，但是我们那个产品毕竟不是针对他们开发的，所以说也是借着这次机会，我们组了一个团队，把这个产品重新进行了一个重构，来更适合老人的使用。”
服务于乡村老幼人群是兰毅的执念。警校毕业的他，原本应该是一名警察。“我之前在做警察，包括实习阶段的时候，每天我们接出警是二三十起，一个月能接出警三四百起，可以说我是接触过人间悲剧最多的人。这也让我反思，思考有没有一个能从底层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案。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去做了支教，乡村支教了三年，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还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执教的是小学，等我接触到小学的时候，其实有些问题已经出现。感觉慢时间慢拍。另外一个点，我们做线下的话，中国60万个乡村，4万个镇，3000个县，几百个下层城市，我们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覆盖完。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互联网浪潮的机会，我们希望能把互联网婴幼儿教育，还有中国特色的老人带孩子这个问题把它结合起来去解决。0至6岁阶段，这是很大的一个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