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万克找到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请学生们花了一年时间1∶1制作出救生船，让他们坐进去。他想用物理学解决历史问题，究竟中国幸存者有没有可能藏在舱底。
实验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施万克对那时的媒体和政府调查感到恼火，“一些最明显的或者一定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当时没人问？”
“如果用2021年的眼光看，想活着，不是坏事，这是人权。”施万克说，但他也理解当时一些人的反应，“你的丈夫带着你和孩子到新的国家，最终他没有上救生船，船上却有几个中国人，你当然很生气。”
当初的污名仍笼罩在现代人的头上。纪录片团队曾找到另一个后人的线索，他看到拍摄的片段哭了，但仍不想讲出身世。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不说就不说，心里放着很多秘密。”导演罗飞说。
1912年的那个夜晚，6人中有4人登上C号折叠救生艇，一人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际登上最后一条救生船。方荣山和他的两个朋友没能上船，落入水中。他靠一块木板等来折返的救援。
那艘船的指挥者罗威实际已经把船划开了，但很快改了主意，又返回。方荣山被拉上救生艇，有个女乘客揉着他的胸脯，其他人揉着他的手和脚，他睁开了眼睛，说着人们听不懂的语言。船上的一位幸存者后来讲述道，这个亚洲人很快恢复了力气，替水手划起桨。指挥者罗威说，“如果我有机会，我宁可救他这种人6次”。
导演罗飞认为，方荣山没有告诉家人这段经历，很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从1920年进入美国，到1955年拿到合法身份，方荣山过了35年非法移民的生活。他有七八个名字，处在灰色地带，缺乏安全感，也习惯了不去讲自己的故事。
“父母用不说话的方式保护下一代，下一代却以为不说代表不爱我。”罗飞说。有的华人后代直到父母去世，才懂得他们，而另一些人，始终无法理解上一代，也失去了机会。
远在台山的朱红品，有时能体会大舅公方荣山为何沉默。改革开放之初，朱红品开着旧拖拉机两天两夜到珠海讨生活。没有固定住所，就住在路边工地留下的破房子里，挡风不遮雨。
他建在路边的修理厂因为城市建设而被拆除，又逢父亲生了场大病，他穷到“2万元卖我这条命”。
“人有的时候熬的苦超出他的负荷，好些事情就不想讲了。”他猜测着大舅公的心境，“可能他压抑自己压得太重，太苦太累。”
台山人大多记得父辈移民的艰辛。关翌春的主业是经营一家翻译社，做出国中介。一个家族，往往一个人先出去，再把一家人带出去。有的女人希望通过婚姻出国，40多岁还没嫁，等到老，等一个出国机会。
如今，在台山城中心，华侨留下的骑楼建筑里每天进行着现代商业活动。建筑的外观有古希腊的柱廊、古罗马的拱券，与中国民间的梅兰竹菊、福禄寿喜结合。无论外形多西式，骑楼的最高层往往供奉着神龛，镌刻着家风和祖训。
在2019年，台山市有163万海外华侨华人，国内的常驻人口有95万。但出国的热潮在衰减，关翌春发现，最近5年，生意不好做，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出去。
出海之地
施万克猜测，方荣山的沉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没觉得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我坐船，船沉了，我幸存了，那又怎样，我还得活着，我还要赚钱。”
1912年，踏上那艘豪华的游轮时，18岁的方荣山行李里装着两双靴子，6件衬衫，半打领子和领带。他很有可能计划着在不久的将来，和两位朋友在俄亥俄州开一家公司，成为商人，合法地生活在美国。“年轻的方荣山要赚钱，要成功，这是他的梦。”施万克说。
随着巨轮与冰山的致命撞击，方荣山的两个朋友沉于海底，他靠一块木板等来救援，除了生命，一切都没了。
“他最终也没有成为很有钱的人。”施万克说。方荣山开过洗衣店和餐厅，过了两三年倒闭了，又开一家，又倒闭了。但他耐心地等了35年，一直寄钱回家，帮助亲友。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那种坚持了，施万克说。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亲人离世、调查毫无进展、素材严重缺乏，几次想放弃，但想一想，还是一直往前走，“你也可以抓住那块木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