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
制作团队在下川岛留影，脚下是当年方荣山离家的地方。从左至右依次为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制片人罗彤、研究员李大川、导演罗飞。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电影《泰坦尼克号》开始时，镜头追随男主角杰克扫过三等舱通道，一位留着发辫的中国人正拿着词典寻找舱室。巨轮沉没后，他趴在一张漂浮的木板上，用广东话喊“我在这里”。
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是虚构的，这个木板上的中国人不是。
当爱好研究海洋历史的美国人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找到他的导演朋友罗飞（Arthur Jones），说想拍一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纪录片时，后者兴趣寥寥，“泰坦尼克号很主流，还有什么可以发现的。”
施万克告诉罗飞，泰坦尼克号上有8位中国乘客。
他俩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施万克记得1998年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时，他去北京东单电影院观影。那时流行盗版碟，电影院票价比较贵，座位也不舒服，BP机的呼声总响，“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去看，还去看第二次。”连不会英文的中国大妈都能唱出原版的主题曲《我心永恒》。
纪录片团队在海外拍摄。受访者供图
2012年电影3D版重映，中国内地的票房近10亿元，几乎占此片海外电影票房的一半。2019年，为吸引游客，四川大英县一家公司宣布投资10亿元打造一艘1∶1的泰坦尼克号仿制品。
尽管中国人对这艘“漂浮的宫殿”充满热情，但很少有人知道三等舱里有8位同胞，并且有6人幸存。
在海边长大的施万克说，“如果人们只知道一艘沉船，那就是泰坦尼克号。任何能修改或是增加这个故事的一部分，都算很成功。”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个关于沉船的故事，吸引他的是解密的过程。后来他发现，“沉船就是一大块钢铁”，船上人的故事才让它变得有意义。经过五六年艰难的调查之后，施万克向100多年后的人们重新介绍这6位被遗忘的中国幸存者。“而泰坦尼克号并不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苦难。”
研究员李大川看望方荣山的后代。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六个名字
寻找“六人”的原始资料只有6个名字，它们写在旅客名单里：Ah Lam、Fang Lang、Chang Chip、Lee Bing、Cheong Foo、Ling Hee。
“这是粤语吗？还是闽南话？”施万克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些100多年前的中国名字全是两个字？每一个读音都能对应好几个汉字。纪录片团队很早就放弃了Cheong Foo的故事线，因为叫这个名字的人实在太多了。“Ah Lam”则在历史里一直被错误地记录成“Ali Lam”。
在上海一家办公室里，这6个名字分散地写在一块白板上，关键信息一条一条填上去，围绕在名字周围。研究员分布各地，上海四五人、北京有一个小团队、美国两三人、英国两人、加拿大两人——其中一位是在脸书上看到消息而加入的家庭主妇。
施万克对沉船故事着迷，但面对孤零零的6个名字，他感觉研究之旅就像抽奖，最终可能一无所获。
一位研究员在美国查找各个档案馆和图书馆，浏览1912年4月和5月沉船时的报纸，几千页里找不到采访这6人的记录，尽管当时美国已经有二十几家中文媒体。
方荣山寄给家人的照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泰坦尼克号有700位幸存者，在美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曾矗立着纪念雕像。出生于英国的导演罗飞说，幸存者至少在自己的国家都小有名气。他小时候有个年迈的邻居在泰坦尼克号上活了下来，随便上网一查，就知道她何时出生、有几个孩子、她在船上的经历和她人生的故事。其他幸存者都有类似的“待遇”，除了那6个沉默的中国人。
“如果你对中国幸存者没有什么特别兴趣，研究他们很难。”施万克说。
2018年，纪录片团队委托了一家叫中华家脉（My China Roots）的公司，寻找6人的踪迹。这是一家帮助海外华人寻根的公司，曾促成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华人女士与广东的远方亲戚团聚，也替一位新加坡华人在英国利物浦找到了他从未听说过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创始人李伟汉出生在荷兰，他的祖先在200年前离开福建后，这个家族在海外生活了7代。除了名字、生日时的长寿面和皮肤的颜色，李伟汉成长过程中没有其他中国元素。直到一次回国，他才理解“认祖归宗”对他心理的长远影响。
通常情况下，李伟汉的委托人都是想要寻找祖先的后代，但寻找这6人不同，既要寻觅祖先，也要找到后代，“与其说我们是回到过去，不如说是在努力前行。”
那时，施万克团队已经查出这6人受雇于英国商船，公司打算送他们到纽约，再转船到古巴，最终将热带水果运回英国。他们因此才踏上泰坦尼克号。在巨轮撞上冰山后，6位中国幸存者被送上岸不足24小时，就立即踏上了另一艘去往古巴的船只，继续漂泊之旅。
幸运的是，李伟汉的团队在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船员名单。上面记录着水手的出生地、上下船的时间以及曾在哪些船上工作过，甚至在6人中找到4人的中文名字，还发现了一些照片。
有的船员名单里写着他们在英国的住址，那是利物浦老旧的唐人街，纪录片团队跑去那里时，很多建筑已经不在了。
研究员还发现，躲过了海难的Chang Chip，没躲过肺炎，只过了两年，他就在伦敦去世。他埋在伦敦的东南边，墓地上添了新冢，没有留下墓碑。
在英国的研究员说，追踪6人是个令人着迷的经历，尽管带着悲伤色彩。看着陈旧的中国船员照片，研究员想像着他们百年前的生活：在巨大的蒸汽船的锅炉房里工作，远离家乡和亲人，总在漂流，没有永久的地址，“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定是一种孤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