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8 位中国乘客,6 人幸存

2021-05-12 22:42:02 作者: 寻找泰坦尼克

有的船员名单里写着他们在英国的住址,那是利物浦老旧的唐人街,纪录片团队跑去那里时,很多建筑已经不在了。

研究员还发现,躲过了海难的ChangChip,没躲过肺炎,只过了两年,他就在伦敦去世。他埋在伦敦的东南边,墓地上添了新冢,没有留下墓碑。

在英国的研究员说,追踪6人是个令人着迷的经历,尽管带着悲伤色彩。看着陈旧的中国船员照片,研究员想像着他们百年前的生活:在巨大的蒸汽船的锅炉房里工作,远离家乡和亲人,总在漂流,没有永久的地址,"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定是一种孤独的生活。"

从船员名单中记录的信息里,研究员大致拼凑出6人离开泰坦尼克号后的行踪,他们运送水果回到欧洲,再去北美,再回欧洲,又到北美,有的人的名字出现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船上。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拍纪录片跑了那么多地方。"施万克说,"因为他们(6人)跑了很多地方,我们被推到那里。"

AhLam是6人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将近40岁,但照片看上去有50岁。"施万克说。在船员名单里,他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个,研究员猜测,他很可能是6人的领头人,经验多些,英语还可以。

方国民跟着纪录片团队,来到罗威孙子的家里。100多年前,一个人的爷爷救了另一个人的爸爸。罗威孙子的身体不大好,但爱开玩笑。他说爷爷有次在家附近的小河里,从大船跨到小船时摔了一跤,第二天就上了新闻,"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又幸存了"。

临别时,罗威的孙子把爷爷的照片送给了方国民,他说,"我们找到了彼此,这个圆终于合上了。"

不久后,纪录片团队收到邮件,罗威的孙子因病去世了。

如今在方国民的家中,摆着一个泰坦尼克号的模型,船的一侧是罗威的照片,另一侧是父亲方荣山。

方荣山一生默默无闻,官方的文件里看不到他的身影,家族故事里也没留下多少话语。109年过去了,他的儿子也许能骄傲地讲出父亲的故事了。

1986年,方荣山在美国去世,终年92岁。那一年,美籍华人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一年也是国际和平年,60位华人歌手演唱了歌曲《明天会更好》。

今年4月,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在国内上映,票房无法跟商业片抗衡。制片人罗彤说,很多人以赚不赚钱来评价制片人,她不这么想,把一帮人凑在一起,做成一件事,人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足矣。

纪录片上映后,制作团队回到了台山市下川岛,3年前面对镜头背诗的方荣山的侄孙中风了,躺在床上,起不来身。制作团队用电脑给他播放纪录片片段,告诉他"全世界都知道你念的诗"。老人嘴里说着听不懂的话,眼角有泪。

制片人罗彤还记得3年前,摄像机数据卡掉在了方荣山当年离家的沙滩上。第二天,团队所有人返回寻找,每步走两厘米,一点点摸索。最终,近视的导演发现了它。望着被海水涨潮退潮无数次的地方,罗彤感到,冥冥之中,这块土地的人想让他们把故事讲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杰

LingHee脸上有道疤,这让研究员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资料里是1920年,他从印度下船,自此销声匿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商船水手从海军退役,原本填补他们空缺的中国水手就显得多余了,许多人被秘密遣返。

AhLam的轨迹消失在亚洲某个地方。"你想想,你做了几十年水手,突然把你送到几十年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工作也没了。"看着百年前的照片,施万克感慨道,"就好比我回美国3周,签证突然被取消,我在美国又没有工作,我的东西都在中国,那怎么办。"

方荣山和FangLang

方国民出生在美国,不大能讲普通话,喜欢用枪猎鹿,有自己的一块地。他经营一家餐厅,住在中产社区。有一天,方国民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你认识泰坦尼克号上的FangLang吗?"

"那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不是FangLang,是方荣山。"

方国民印象里的父亲总是西装笔挺、打领带,手上戴着一个镶金边的玉戒指,他习惯沉默,常常微笑看着儿子。

1894年,方荣山在广东省台山市下川岛的村子里出生。台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下南洋、闯五洲的鼎盛时期,甚至有"美国华侨半台山"的说法。台山话在北美唐人街曾被视为中国的"国语",称"小世界语",与"大世界语"英语相对。

如今台山百年前的建筑上,还写着:才华胜过华盛顿,武略赛过拿破仑。

方荣山1920年进入美国,那一年他26岁。61岁,他才拿到美国公民身份,马上结婚、回乡探亲。他娶了20多岁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很快离婚了。晚年,他在餐厅做服务生养活自己。

方国民记得,父亲带他去租房,开门的是个高个子白人,嘲笑他们是"黄狗",方荣山一拳打在那人脸上,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他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唐人街,四周是旧楼,衣服和拖把挂在外面。华侨们虽然离乡多年,但仍保留着中国的生活习惯,在家里摆关公像,贴领袖画像,挂黄历。

那个年代,许多初到美国的华人选择开洗衣店。一位台山同胞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在矿场每个季度剪发一次,别人叫我四季头,后来积聚几个钱,便改行从事洗衣业,本钱不用多,只要有块小小工作间,一块搓衣板,一个熨斗便可以了。"

这些在家乡不事洗衣的男人觉得没面子,常瞒着国内的亲戚,在家书中,他们把洗衣店称为"衣衫馆"。

方荣山每个月都给台山的家人寄银信——一种带有汇款的家书,现已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他在信里分配着一笔笔10美元、20美元,重要的信息用红笔写,"可能从下川岛出发的那一天,他脑子里就装着一个想法,要照顾家人。"施万克说。

朱红品是方荣山胞妹的孙子。"我奶奶的生活都靠大舅公寄回来的钱。"那时在农村养个猪,两年都不长膘、上不了市。

朱红品记得,方荣山从美国寄来水果蛋糕,装在蓝盒子里,"后来吃过的所有蛋糕都比不上。"64岁的朱红品住在一间拥有大落地窗的复式建筑里,遥想当年生活。那个盒子被保留了10多年,搬家时才扔掉。

上世纪70年代,朱红品曾替家人跟大舅公通过信,方荣山的信中经常有一句"世界大战难免,希望世界和平。"那时方荣山已经很老了,总是在信里说着鼻子不舒服、眼睛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