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有时带着偏爱，让他恐慌。
在一次独自出行中，张仲正准备坐着轮椅从台阶上下去，台阶不算高，凭着以往的经验，他完全可以自己下去。但不料几位热心群众见状过来帮忙，结果因为不熟悉操作，结果他连人带车翻了下去。
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活中发生过很多次。后来他专门写了一个扶残助残志愿者注意事项，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了讲座，呼吁大家，改“主动帮助”为“旁观帮助”，这被他视为平等和尊重的第一步。
2016年，张仲在达古冰川。（图片/来自受访者）
曾有人在网上提问，我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为什么大街上却很少看到？除去自身条件和基础设施因素外，敏感与自卑一直是这个群体不可回避的问题。
董京莉与张仲最早相识于残疾人合唱团，因为先天性脊柱裂，走路跛脚，童年的她常受街坊邻居的议论和嘲笑。她对轮椅的厌恶与生俱来，潜意识里觉得轮椅跟重残或者死亡有着某种联系。
董京莉在家中进行传统玉石雕刻（央视网记者王伟摄）
董京莉也曾埋怨过命运，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努力工作、学习唱歌、醉心绘画、潜心玉雕，只是不喜欢出门、不喜欢看电视、不喜欢穿艳丽的衣服，回避一切与行走或跑跳有关的活动。如果实在有事要出去，她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注意到她的存在。
2010年，公安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修订后的111号令放宽了残疾人驾驶汽车的身体条件要求，允许右下肢、双下肢残疾人驾驶汽车。
董京莉是第一批考取驾照的残疾人。虽然在所有科目都顺利通过后，她又被要求去指定医院再次开具了残疾人证明，但内心依然兴奋雀跃。
董京莉在彩排结束后准备驾车回家（央视网记者王伟摄）
从以前的“残废人”到后来的“残疾人”再到国际上推广使用的“残障人士”，不同的称呼体现了时代文明的进步和对不同群体的尊重；一个字的更改，更反映了人类社会对残疾认知的巨大飞跃。
轮椅之舞
早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主要依靠体力劳动来维持生产和生活，而残疾人常常处于困窘的境地。他们往往被视为群体的累赘、家庭的负担。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他们逐渐融入各行各业，甚至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不久,中国残联决定引入一项在国内从来没有开展过的残疾人体育运动——轮椅国标舞,而张仲正是舞蹈轮椅的研发者，也是轮椅舞蹈的第一批队员。
培训结束后，张仲组建了北京轮椅舞蹈队，他邀请董京莉一起。那时，队里少时仅三四个人，多时30多个人，其中年龄最大的71岁，30多岁的董京莉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
队长张仲与队员们在一起（央视网记者王伟摄）
轮椅国标舞属于体育舞蹈，对舞者的体力和灵活度有很高的要求。跳拉丁舞时，车轮要能快速旋转也必须能立刻定住，整体动作要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而这些动作需要坐姿舞伴在站姿舞伴的引导下用双手和整个上半身去完成。
但轮椅终归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要控制它，让它代替双腿其实是很难的。一开始练习转圈时，董京莉会感到头晕恶心，十圈、二十圈、三十圈……因为腰部没有力气，掌握不好重心时整个人就会从轮椅上摔出去，而且常常会压到站姿舞伴的脚，或者挂到舞伴的裙子，两个人一起摔倒。有一次在上场比赛时，因转速过快，董京莉轮椅上的一个轮子直接离开轮椅飞了出去，她坐在三个小轮子支撑的轮椅上，一动也不敢动。
张仲与董京莉一起排练（央视网记者王伟摄）
作为董京莉的指导老师，张仲遭遇的危险也不少。在一次高速旋转训练的时候发生了轮椅后翻，他整个人直接被甩了出去，“当时脑袋是蒙的，到家后总觉得有口痰，猛咳一阵，吐出了一大口血”。
因为双腿不便，他们比常人付出的更多，也更渴望证明自己。在2019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轮椅舞蹈集体舞比赛中，张仲率队一举获得亚军，大家相拥流泪。后来，他写了一首歌，名叫《生命之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当站立成为唯一的奢望，谁能感受无助迷茫，旋转的轮椅舞动着尊严的音符，摇摆的背影谱写着强者的乐章。
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并不难，难的是当社会的偏见与偏爱同时奔涌而来，你还需要证明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甚至可以比普通人做的更好。
轮椅舞蹈给董京莉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不再自卑。她开始喜欢化妆、穿漂亮的衣服、主动与人交谈，她说自己终于“像个正常人”了。（记者/孙晓媛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