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出声就是贵夫人。从《茜茜公主》里的苏菲太后到《大明宫词》里的武则天、新版《红楼梦》里的贾母，一个个威严的女性形象通过她的声音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她就是“皇后”配音专业户曹雷。
在草长莺飞的芳菲五月，在夏衍旧居的草坪上，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两代配音演员的代表——曹雷和狄菲菲，日前带来了一场草坪经典朗读会，用好声音回顾了多部译制片经典作品。
曹雷（右）和狄菲菲
曹雷和电影的亲密接触，最早是从翻译片开始的。“在大光明、皇后这些电影院里，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小耳机，戴着耳机，你就能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声音，我们叫她‘译意风小姐’，一般请教会学校女学生担任，‘译意风小姐’会在耳机里把外国电影里的每一句话轻轻翻译给你听。”
这算是配音演员的前身。曹雷说，上海成立译制厂后，好几位配音演员都是“译意风小姐”，“她们知道怎么把外国的口语翻成中国的口语，她们也知道每句话的长短，口型是什么，节奏是什么，重音在哪……因为她们在电影院里翻过。”如今已经94岁高龄的卢燕，曾经也是“译意风小姐”。
曹雷和夏衍缘分颇深。1960年代初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时，她的毕业大戏演的便是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剧本巧妙截取了上海弄堂房子的一个横断面，在一天时间里，同时展现了五家住户的命运。情节以林志成一家为主，以匡复、彩玉、志成三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贯串全剧。此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剧本一共三幕，第一幕是早上十点来钟，第二幕发生在傍晚，第三幕是在深夜。导演跟夏衍是很熟的朋友，他说，我们不用音乐，用街头的叫卖声，表现上海人生活一天的变化，衬出不同人的命运、不同人的心情。”
很多同学是外地的，老师就让曹雷这个上海学生把早上到深夜的街头叫卖声全学过来，再教给同学，在戏的侧幕条做效果。一清早是海关钟声，然后是有轨电车的铃声，接下来是郊县农民挑着菜进城的卖菜声，再就是早点，上海的早点也分苏州点心、苏北点心、粤式点心……
她至今还记得一场深夜的戏，在舞场伴舞的姑娘被人欺负了，跑回家趴在床上叫爱人的名字，“她趴那儿哭，压着她的哭声，叫卖是我叫的，要等着她的哭声哭出来。导演说，这是深夜里的‘小夜曲’。”
朗读会现场，曹雷一一再现了各式各样的叫卖声，把上海的市井气、烟火气都白描了出来，也勾起了很多老上海人的回忆。
1962年，曹雷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留校做了3年老师后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先后在《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等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文革”结束时，曹雷已近四十，因为大病一场，不得不从幕前走到幕后。
1982年，曹雷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做起了配音演员兼导演。这时正是译制片最红火的时候，厂里引进了一大批外国影视作品，独缺为成熟女性配音的演员，曹雷的加入填补了这一空缺。从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的锁链》开始，不到五十岁的她开始为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配音，渐渐成为“皇后专业户”。对她来说，为译制片配音，也是在跟全世界的演员学戏。
“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语速。我们翻译本子，要严格按照口型，按照原片的语言速度编成中国话，不是拿来本子就能对上去的。我在家里跟家里人说话就不是这个速度。”以前的译制厂藏身于居民区，“有一次配音，半夜失火，大喊救命，结果周围邻居都跑出来了，有人还拿着脸盆，吓坏了。”曹雷笑说，这是一个经典的笑话，却是真实的事情。
曹雷还当过不少外国电影的配音导演，比如《战争与和平》。经由翻译家草婴的手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书中有500多个人物，他为每个人物都做了卡片，让他们活了过来。为了严谨，曹雷将草婴请到厂里，和演员聊天，讲书的风格，讲每一个人物的特征。
退休后的曹雷反而比在厂里时更忙了。前段时间，她为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录了有声书，还专门把狄菲菲请到棚里提意见，不满意就推倒重来，反反复复录了好几遍。
“文学是白纸黑字，给人的想象空间非常大，你给它多少分？如果满分10分，我通常建议给7.5，为什么还有小数点，那就是特别难找的一个点，你要用自己的声音，把一本书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有灵魂，这不是简单的创作。”狄菲菲说，“你不能太满，太满会把听者的想象力侵略了，难点在于留有一定的余地。但是，有声书又有很多人物的对话，如果不加处理，你会不知道谁在说话，那个分寸感，曹雷老师掌握得特别到位。”
“我录的时候杨绛已经不在了。编辑跟我说了一句话，感觉像杨绛附体，这对我是最高的评价。”前几天，曹雷刚录了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这两天又全身心扑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有兴趣的人只要上喜马拉雅就能听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让他坐下来拿一本大书去看，很累！有声书可以让很多年轻人听到世界名著，可以做的内容太丰富了。”
闲时，她喜欢和老伴一起出国旅游，在多瑙河畔寻找茜茜公主的身影，在美国的葡萄园里体验鹰冠庄园的生活，在圣彼得堡回望叶卡捷琳娜的人生，一步一步回溯电影之旅。如今，81岁的她已用脚步丈量过60多个国家。
伴随战火中的中国走到现在，曹雷深觉，中国人最大的变化是有了自信。
抗战时期，她随父母辗转到了江西赣州，“晚饭还没吃完，警报拉响了，妈妈一把抱着我，一边端着饭碗，就往对面院子的防空洞里钻。她把我往泥地里一放，把没吃完的晚饭喂我，但防空洞里黑漆漆一片，她找不着嘴，勺子老戳在我的脸上或鼻子上。这个景象，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全家人租在地主家的房子里，而后街有很多老百姓的茅草房，“这条街原来叫爆竹街，就是卖鞭炮的，一轰炸，鞭炮连夜在那儿响，毛竹因为受热也裂开了，听起来很喜庆，但感觉特别诡异。第二天一看，我们砖房后面的墙都熏黑了，后面一条街全烧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