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明
娘说我是马路边的蒲公英，无论风霜雷雨怎样蹂躏，只要给点雨露、撒点阳光，就能长成一大片，娘说这话的时候，我家搬到了望峰机械化防火站，站上16户人家。那年，我该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冬天，雪特别大，但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跟我在雪地里堆雪人、踢足球。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用小铁锹把白砂糖一样的雪装到一尺多宽的竹篮子里，然后放在小爬犁上，把雪倒腾到院子外的空地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姊妹八九个的人家也算是林区“大户”了。曾在四野服役的父亲，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后转业到地方。听母亲讲，父亲的耳朵是当炮兵排长时在朝鲜战场上被大炮震聋的，父亲的老胃病是在解放四平那场拉锯战中做下的，父亲腿上的枪伤是在解放长春的时候被国民党兵的流弹射中留下的……父亲常年出去看病，家里蒲公英一样散养的八个孩子在母亲地奋力呵护下，却也渐渐枝肥叶大。
记忆里，母亲经常把一大盆洗好的土豆用插菜板磨成泥状。这些泥状的东西被母亲攥成鸡蛋大小下到烧开水的锅里，咕嘟一袋烟的功夫，就变成了黑乎乎的黏团。这清汤寡水、偶尔飘着几片白菜叶的一锅难以下咽的吃食，就是一家人果腹的口粮。
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吃一肚子猪肉炖粉条和白米饭，然后跟着小伙伴在雪地里踢足球到天黑、在冰面上打滑刺溜不用回家。这样的梦想在缺衣少粮、生活需要精打细算的年月，就像那望眼欲穿的除夕年夜饭一样，想了一整年，最多也就实现一次。
没有猪肉炖粉条就白米饭，却也阻挡不了我去冰天雪地玩耍的念头。家跟前的那座小荒山，一到冬季就成了我和放假回来的小哥、二姐玩耍的乐园。我们把从小卖店讨来的纸壳箱子拽到山顶，然后坐在打开的纸壳上从山顶往山下滑。几天的功夫，小荒山就被我们犁出十几条沟。
小学三年级，和邻居徐婶家的三姑娘前后脚得了小儿麻痹症，赶上上海知青大夫李德珍驻村救了我俩的命。徐婶家的三姑娘小儿麻痹好了，又聋又哑；我病好了不聋不哑，却出奇地“馋”。母亲把少得可怜的肉票都买了肥肉，一顿一小碗也解不了我的“馋”。那时候，黄皮蜡瘦皮包着骨头的我成了兄弟姐妹谁也不敢“碰”的主儿。也就从那时起，原本可以跟小伙伴一起脱缰野马般雪地欢腾的小人儿，却忽然丢失了运动的气力。后来日子好了，每每提及，母亲依然会心疼得掉眼泪。
青黄不接的春天，刚转过年就在不远处招手，泛着苦涩的日子就愈发漫长。大雪封山的冬季，小兴安岭林区林海莽莽，这个季节却是我们雪地里撒欢儿、一家人改善生活“打牙祭”的好日子。十月一前后，一场大雪刚落地，大哥、二哥就背上猎枪带上自己制作的捕猎工具到山上去寻找猎物，每次，哥哥们总会满载而归，那几天，我们家里就会弥漫着浓郁的肉香味。
1981年父亲脑溢血过世，母亲带着家里最小的三个孩子改嫁给镇上的回民。白米饭不再是春节年夜饭的独享，但猪肉炖粉条就着白米饭就真的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每天吃着清水煮土豆、白菜、大萝卜的我，竟真的如同给了养分的蒲公英般疯长起来，1986年我考学去了省城。在省城上学的时候，我总会活跃在教学楼后面的小操场上——要么在篮球架下左突右杀，要么就是和某个师姐师妹拎着网球拍你来我往，直到挥汗如雨方才作罢。
九十年代改革春风一夜之间吹遍大江南北，祖国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搬进有暖气的高楼大厦，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师范毕业的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儿时追逐美食的梦想和喜好运动的天性却是愈发张狂。如今，学校每年一度的冬季足球赛和跳绳比赛是我和学生释放热情、尽享成功的竞技场，带领学生活跃在各比赛现场的我们，乐此不疲。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学生在各级体育赛事中脱颖而出，我也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
鸟儿有追求歌唱的梦想，雄鹰有追求天空翱翔的梦想，蒲公英也有飞翔的梦想……
来源：黑河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