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劳动力结构转型过程中
当年轻人都去送外卖，谁来当工人？
“2600元／人”背后
格兰仕集团顺德厂区有一栋大楼刚好在105国道边上。大楼的上半段是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今年2月，这块显示屏用红底白字简明扼要地打出了一条招工广告：“格兰仕重金大招聘，介绍新员工有重奖：奖励介绍人2600元／人。”在广西、湖南等地乡下，企业还刷起了围墙广告，用更接地气的口号宣布：“哪儿有钱最好分，介绍格兰仕买大奔：格兰仕招工福利，介绍100人，最高奖励26万。”
“有奖招聘”的背景是增产之下的用工渴求：格兰仕外贸订单今年一季度预计同比去年增长90%。用奖励金的办法，仅电器配件制造部在半个月内就招到大约1500名工人。
在不熟悉劳动力市场的人看来，2600元／人的推荐费算得上是“重赏”，但实际上，这笔账要看怎么算。格兰仕电器配件制造部生产管理部长刘敏告诉我，这次招聘依靠的是内部引荐，如果用劳动公司招人，还要交高额的中介费用。
企业招工的成本日渐提高，曹录宝深有体会。2011年，他进入蓝领招聘行业时，“在那以前，20世纪90年代后期，个人想要进厂子是要给劳务中介交钱的。等到我入行的时候，中介已经调转头来开始找工厂要钱了。但也有特殊情况，你要进一些特别好的工厂，还需要个人支付400元到800元的介绍费。再往后，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卖方市场。”
数据支持了曹录宝的观察。2004年到2011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与之相应的，2004年，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第一次出现了“民工荒”。2011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我国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25亿人。此后，劳动年龄人口连年下降。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8.96亿，较2011年减少了将近3000万。据预计，203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还将增快，平均以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
从绝对数字上看，中国依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付出2600元／人介绍费的格兰仕在短时间内确实满足了用工需求，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工厂的影响依然是持续、深刻的。
尽管企业对工人的素质已经有了不同的要求，但刘敏坦言，在招工的时候，是不敢提学历和技能的，“因为说实话，招人确实很难”。
“用工荒”与“就业难”：
教育的错配？
在劳动力市场上，曹录宝遇到的求职难一般只针对两类人群。一类人处于四五十岁的年龄段，他们曾经是煤矿工人，或者工厂的流水线工人，产业的缩减、工厂的自动化改造让他们已无用武之地。另一个人群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从2012年的大学生就业季开始，各大媒体都提出“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说法。2013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在接受采访时曾判断：接下来的每一年或许都将是大学生的“最难就业年”。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看来，高校扩招延长教育年限，提高人的基础能力培养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市场分割被加剧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论上可以从事很多工作，包括进入生产制造业，但我们默认的是大学毕业生就要做白领工作。”
对于中国工厂而言，学历教育没有办法解决它们的燃眉之急，它们对职业技能教育的需求旺盛，但职业教育还没有能够扛大梁。
2019年，国务院发布了被称为“职教20条”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2022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方案的第一句就是为职业教育“正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2017年卢琛（化名）从华中地区的一所二本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该校后来已升至一本院校）。他对自己专业的定位很坦率：“就是技术工人。”毕业的时候，卢琛发现，一个本科生真的要做“技术工人”也是有门槛的。校招的时候他去面试，企业提出的问题他几乎回答不上来。“他们提到了一些知识点，我只在书上见过，没见过实物也没有实操，根本弄不清楚。”
为了能够找到工作，卢琛决定接受“再教育”，去报名了一个培训班。培训完，卢琛如愿找到了一家位于深圳的上市科技企业做工程师。公司制造设备卖给工厂，他要去现场去调试安装，完成最终交付。
“零工”青年
闻效仪刚从南方企业考察回来，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工厂用工的流动性变得极强。
但企业并不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格兰仕2600元／人的新工人介绍费是分六次发给介绍人的。新工人入职满一年，介绍人才能拿完所有的钱，这样安排就是希望尽可能降低工人流动性。
年轻人对工作的要求不一样了。“过去的打工人要自食其力，现在生活富裕了，温饱早已不再是问题。年轻人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生活品质高了，自然追求也就高了，”刘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这样和我说：领导，你给我再高的工资，我没有时间花，我就算赚了钱，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中国在2006年左右出现制造业占 GDP比重下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把这称作制造业的“未富先老”。他认为中国制造业比重过早下滑与制造业劳动力的短缺有关。
从2013年开始，制造业所属的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就开始持续下降。与此同时，第一产业的人口也在下降，第三产业吸纳了这些劳动力。但让一些经济学家警惕的是，2015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31%。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未必带来生产率的总体改进。换句话说，一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变小了。
同济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告诉我，最近两年，他去企业调研，时不时听到企业抱怨工人都去送外卖了，有技术的工人，越来越难找。
闻效仪有一种担心：快速发展的零工经济发生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逆转的时期，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形成“虹吸效应”。
在这几年的调查中，闻效仪发现零工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从收入看，相对于工厂，零工平台的计件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劳动者能够在客户端软件中快速而直观地看到自己收入的变化，从而产生“多劳多得”的公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