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淄博市救助管理站工作至今，不过3年多时间。说实话，自己还是救助战线上一名新兵，但是这里却充满了我的回忆。从我陆续为20多名滞留站内受助人员找到家，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单位设立临时隔离观察点我第一个提交请愿书，一桩桩，一件件，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为受助人员寻家，并不是跟他们聊聊天就能知道信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滞站的受助人员，绝大多数无法提供有效的个人信息，有的是智力发育有问题，有的是患有各类精神疾病，还有的是聋哑人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无法正常交流，想从他们身上找到任何身份线索都很有难度。从我干救助工作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没有护送任务，每天早上6点左右，就会赶到单位，去和滞留的受助人员聊天。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发现，这个时间段，受助人员的精神状态最好、交流比平时要流畅，多聊聊也许会有收获。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给王敏找到家的过程。
2017年7月2日，站上救助了一名女子，她只能说出自己叫王敏。王敏看上去精神异常非常明显，工作人员便把她送医了。随后，她被确诊为精神发育迟滞，并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工作人员定期去医院探视时，和王敏聊了很多次，一无所获。这些是我后来从单位记录和同事的口中慢慢了解到的。直到2019年8月，王敏病情稳定后，为了方便给她寻家，王敏被接回站上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天天早上和她聊天。
接触多了，王敏慢慢跟我熟络起来，聊天时也不再拘束，脸上有了笑模样。2019年国庆前夕，我按照老习惯去找王敏聊天，她突然说出了娘娘庙村和丰满大坝这两个地方，之后多次提及。我觉得这可能是王敏回家的重要线索，于是赶紧落实起来，先后联系两个地方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但是由于信息太少，最终也没有查到任何结果。
好不容易获得的线索，我可不能轻易放弃。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思路，我联系了河北省衡水市娘娘庙村的老书记，他回忆起30多年前，村里的确有户王姓人家举家搬迁到了东北，这家老大叫王军，有两个妹妹，因为时间太长，名字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老书记还非常热心帮忙找到了王军的电话。
当我看到手机上的一串号码时，说不上来内心是忐忑还是激动——对方可能是王敏家人，也可能又找错了，最后我鼓起了十二分勇气才把电话打了过去。“我是有个妹妹叫王敏，20多年前走失了”……当我用微信把王敏照片和视频传给王军后，对方确认了此人就是自己走失22年的妹妹王敏。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我和同事们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与受助人员耐心聊天，一次次细致核实，才会换来一个个线索，而这些线索就是受助人员回家的希望，才有了他们与家人的再次团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应对求助人员数量激增的突发情况，按照上级要求，我们站上开辟了受助人员临时庇护点，需要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隔离值班值守14天。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有了“拿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的想法。我父母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这是实际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些困难，很多同事家里也存在。作为单位业务骨干，我必须往前冲。
如果值守，必须得有家人支持，我脑海中想了很多说辞，去说服他们。没想到，尽管家人们很担心我，但还是全票通过支持我的决定。就这样，我第一个向站上提交了请愿书，并作为第一批工作人员到了庇护点开始了与外界隔离14天的工作。
进入庇护点后，我在中心的领导下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及时组织保安人员学习掌握；印制了受助人员体温监测记录表、消毒记录、巡查记录等表格，尽量对所有工作环节做到留痕全覆盖。仅仅依靠庇护点的硬件保障还远远不够，我知道，入住庇护点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是些正常人，因疫情影响无工可打、无事可做，生活暂时陷入困境，他们被救助之后情绪思想容易波动，进入隔离点后更是要倍加注意，所以我每天都会抽时间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在测温、送返时跟他们简单聊聊天，及时掌握他们的心理变化，积极引导，保障他们在临时庇护点的身心健康。
现在的我，在别人眼中每天都在重复做很多工作，十分枯燥，但是，我认为只要能为受助人员找到家，我干啥都值了！
个人简介：
王春建，1978年出生，2018年4月开始从事救助管理服务工作。现任淄博市救助管理站救助服务大厅主任一职，负责日常救助人员的接待、询问、寻亲、联系亲友、护送返乡等工作，攻坚克难、工作期间没有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马斌 通讯员 吕志远
来源：鲁中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