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熊徵於明治四十四年(西元1910年)返台，设立祭祀公业林本源，共有租十万石，并包括板桥林家本宅、祖祠、花园、租馆、建地、附属地。
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原想拉拢林维源、林尔嘉，但都未果，因此台湾总督府依日本重视长房之例，转而将拉拢对象转为林熊徵。因林家在台湾家大业大，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声望，所以不可免地必定会与新的统治者──日本政府、台湾总督府发生互动。同时日本政府也涉入林家之事，林家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压迫，所以也必须与日本政府合作。
在上述背景之下，林熊徵则被日本政府任命担任公职，包括大正七年(1918年)被任命为大稻埕区长。林熊徵并於大正八年(西元1919年)成立大稻程同风会，以协助政府行政、汇集民意，同年并设立「国语」练习所。大正九年(西元1920年)台湾行政区域划分改变成州市街庄制，林熊徵被任命为台北州协议员，林熊徵并发表文章於《台湾时报》，讨论同化问题。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总督府在日、台官民之间指定有学识、声望者担任评议员，第一次指定的名单中即有林熊徵 。林熊徵担任总督府评议员至一九三七年他去东京为止，後该缺由其两位弟弟轮流担任至日本投降为止。
在与日本政府互动方面，林熊徵还曾贡献日本在台建立神社的祭品，接待自日本到台湾的日本皇族，并扮演了建立中日亲善关系的桥梁，日本政府则因林熊徵一向与日本关系良好，且在社会、经济事务等方面出资，所以在大正十二年(西元1923年)裕仁以皇太子摄政身份来台时，给予林熊徵勳四等瑞宝章。
在与中国关系方面，林熊徵曾出资赞助黄花岗之役，且借款予福建政府，又投资汉冶萍煤铁有限公司；另在中国团体(无论是官方、民间或是半官方)来台时，林熊徵也多出面招待之。
林熊徵经营的重要事业，约可分成四类：一是日本政府投资、扶植林本源家族的企业，二是林熊徵个人投资的土地等相关事业，三是与日本资本合作的事业，四是与台湾本地资本家合办的事业。在日本投资、扶助方面有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该会社曾因大风雨受损，在1923－1924年期间，亦因收购甘蔗价格过低，引发蔗农反抗、骚动，此即着名的「林本源制糖骚扰事件」或称「二林事件」，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因此不得不提高收购价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因为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到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的经营。同属林熊徵经营的华南银行，也在1925年减资，林熊徵在此次不景气中受到很大的损失。日本政府则给予贷款，林熊徵才勉强渡过难关。
林熊徵以大永兴业株式会社(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设立)为其所有投资事业的母公司，该会社设立的主要目在於动产、不动产买卖以及农业、林业、矿业的调查投资开发等等。
与日资合办的公司则多达十七家，如台湾土地建物株式会社、台北制油株式会社等。
与台人资本合资的公司则有台阳矿业、振南贸易株式会社等等，当时台湾五大家族之间，都互相投资彼此的事业。
在投资个人事业以外，林熊徵同时也热心於公益事业，如提供奖学金(例：杜聪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研究室的费用也由林熊徵负担)，又捐资设置林本源博爱医院、救援关东大地震的台湾学生以及提供资金帮助台湾学生回台等等。
在与台湾总督的关系方面，林熊徵则被认为是「协力者」，在1924年成立全岛「有力者大会」以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又於1923年设立「公益会」反对「台湾文化协会」，以及向国联辩解日本政府在台的鸦片政策。
西元1945年日本战败後，林熊徵自日本返台，当选台湾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又担任华南银行董事，因事务繁忙，操劳过度，於1946年过世。
台湾总督府评议会主要功能在台湾总督制定律令之决议、决算预算、重大的土木工程建设及人民请愿之时，接受总督之谘询，当时评议会成员限於高及官僚。到了文官总督时代，设置了同名的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参考资料：许雪姬，〈台湾总督府的「协力者」林熊徵－日据时期板桥林家研究之二〉，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83年6月，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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