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蛙堀遗址
2011-12-02 10:31:24   来源：   点击：

　　这个遗址的发现过程，是在1972~73年时张光直主持浊水溪大肚溪流域调查计划时，由负责埔里地区调查的尹因印(Richard Stamps)所发现。他进行试掘後，认为遗物内容相当接近於大马璘遗址，但水蛙堀可能是比较早的小型聚落时期。1996年时，埔里文史工作者黄炫星在当地发现农民整地而翻出了史前石棺等遗物，遂由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主任何传坤率文建会第四届考古人才培训班学员前往进行发掘。因该遗址内涵丰富，也有保存价值，因此中研院在与南投县政府、地主台糖公司协商後，计画在此处设置中央研究院埔里院区，欲以低开发的研究机构设施保护此遗址区域，同时在此进行持续性深入研究。199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益昌受南投县政府委托，进行了水蛙堀遗址范围与内涵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可惜受到了当年度921大地震影响，中研院分院案暂缓施行。2005年中研院重行开始进行计划，编列千万元进行硬体工程，同时南投县政府也配合将此遗址公告登录为本县县定古蹟。

　　本遗址遗物主要有陶器与石器，陶器主要是红褐色及灰黑色表面的夹粗砂素面陶，也有少量的黑陶或泥质陶。石器更为丰富，出现了大量的石斧、石矛、石镞、石锛等，也有少量玉器。出土的墓葬型式，主要是多片板岩组合起来的石板棺，棺内通常没有留存人骨，有趣的是几乎所有棺向都是东西向。

　　地层中常常可以发现大量的破碎板岩片，可能为聚落内建物在倾圯後所留下来的结果，也可能表示当时的居住区与墓葬区或许是重叠在一起的。刘益昌曾在发掘中发现了由石块排列成的列石结构，也有类似柱洞的现象，可能都是建筑结构的基础部分(刘益昌1999:32)。如果参考曲冰遗址的聚落模式，水蛙堀的建筑可能在中心也会有类似部落会所的大型结构，而一般家庭的居所，分布在整个台地及下一层的临湖阶地上。住屋材料以裁切过的板岩片与木头为材料，而且可能都有共同的东西走向(郑建文1998:115~116)。

　　本遗址定年结果，尹因印所做碳十四测定年代经校正後分别为3630±142B.P.，3530±140B.P.，3265±154B.P.，2485±81B.P.，3282±98B.P.(Stamps 1973:273, 石璋如、刘益昌1987:146)。何传坤等所做碳十四定年结果则为：2305±60B.P.及1490±70B.P.，热释光年代则自2750±220B.P.到1425±110B.P.不等（何传坤等1997:94）。刘益昌所做热释光年代测定则为1890±210，1730±190，1680±150B.P.（刘益昌1999:100），碳十四年代校正後分别为1070,1147,2259,2735,2905B.P，因此可知遗址占居年代约为2800~1000B.P.间（刘益昌1999:103）。由与大马璘、曲冰等遗址占居时间有重叠，而且文化内涵相似性高，故应可视为一群组。

　　自许多来自东部的器物观察，埔里盆地很可能在史前时代就与东部卑南文化有密切的往来。何传坤、郑建文认为应将水蛙堀遗址归为「大马璘文化」并增列於西部史前文化层序表内，刘益昌则进一步界定为大马璘文化最晚期阶段的「大马璘文化曲冰晚期类型」，可能为金石并用时代的早期阶段。

参考资料

1. 何传坤、郑建文、陈浩维
2. 1997 《水蛙窟遗址调查暨考古发掘报告》，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执行。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3. 刘益昌
4. 1997 〈水蛙窟遗址简介及意见〉，《水沙连》17：80-84，水沙连杂志社。
5. 刘益昌、郭素秋、戴瑞春、简史朗、邱水金
6. 1999 《水蛙窟遗址内涵及范围研究》南投：南投县政府。
7. 郑建文
8. 1998 《水蛙堀遗址及其相关问题之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
9. Stamps, Richard. B.
10. 1977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P’uli Basin, West Central Taiwan ROC.收於张光直编《台湾省浊水溪大肚溪流域考古调查报告》pp237~30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