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着名的原住民反抗事件──雾社事件过後，日本政府对於原住民族的作战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兴起了徵用原住民作为日军之用的想法。一九四一年台湾军司令长官本间雅晴规画动员「高砂义勇挺身报国队」（随後改为「高砂义勇队」），从一九四二年起至一九四四年止，共徵集了八回，约四千二百人参加日本当时在东南亚进行的战役。
志愿参与高砂义勇队的成员，大部分派往南太平洋诸岛与丛林作战，主要工作是军夫，负责运送军用物资；也有直接参与战斗行列，少部分原住民各族参与高砂义勇队的原因并不像早年人们想当然尔的推测，是出於被迫。日本在徵集第一回高砂义勇队时，显然经过极为精密的设计与宣传，透过皇民化教育的强化以及青年团的军事训练，营造出「实践皇国之岛」的从军气氛。在这个气氛之下，第一回的高砂义勇队目标原为五百人，竟有四千二百多人应募，雾社事件後被迁往清流部落的泰雅族後裔竟也有三十三人赶来参加，无论其参与的实际情绪究竟为何，至少可见当时从军气氛之热络。高砂义勇队志愿从军，一方面起於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推广成功，另一方面，就原住民族本身的角度来看，「从军」本身即是一种勇敢与光荣的象徵，其未必与国家的认同相互结合。
高砂义勇队在战争期间为日本立下无数汗马功劳，死伤惨重，但是从日本战後执政者的态度来看，却将他们视若草芥，在战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处理与赔偿（日後经争取获得的赔偿也与日籍士兵获得的天差地远）。而高砂义勇队当年被存进邮政蓄金中的薪水，也在日後遭到止付，而成为今天参与义勇军的人或其亲属与日方争议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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